高毅：邂逅阎宗临

　　一
　　很长时间没怎么读中国新书了，主要是因为自己是搞外国史的，这两年大部分时间又呆在国外，有太多的外文新书啃不过来。此外，与今日国人的很多新书读起来意思不大也有些关系，急功近利之作太多，世风日下啊。但最近发现，后一理由多少有点片面。
　　前些天有朋友寄来一套广西师大出版社刚刚推出的“阎宗临作品”，含《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三种。“阎宗临”，何许人也？随手拿起书翻了翻，没想到这一翻就久久放不下来了，直至粗粗细细地把三本书浏览一遍，掩了卷后，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我感到了一种震撼：原来中国人也能写出这样的世界史！而且我敢相信，在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现行中国学术话语里泡大的很多同行朋友，在读这套书的时候也都能产生这样的感慨和兴奋。
　　而且这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世界史著作（“阎宗临作品”的主体部分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关于那个时代中国的世界史著作，我们还记得什么呢？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初版于1920年代中期的陈衡哲的《西洋史》了。那书也非常了得，新文化运动的一部杰作，一部“流布极广”的中学教材，曾在20世纪上半叶构筑过无数国人心中西方历史的镜像。可阎宗临的这些作品又有所不同：虽然远不如陈的书有名，实际上知者寥寥，但它们却绝不是普及读物，而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是实实在在的专题研究。单凭这一点，阎书就应该在我国世界史学史上占有极崇高的位置：因为这样的真学术，不仅在当时中国“殆如凤毛麟角”（饶宗颐序中的评语），即使在后来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又能找到多少？
　　三部“阎宗临作品”中，《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含“希腊罗马史稿”、“世界古代史讲稿”和“论文”三部分，凝聚着作者有关古希腊罗马、欧洲封建时代、古代东方和古代中西关系的许多历史思考；《欧洲文化史论》含“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欧洲史稿”和“帕斯卡传略”四部小书，讨论了欧洲及其主要国家的文化特性，以及欧洲近代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中西交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但其中讨论的全是“中学西渐”的问题，而且主要是谈18世纪欧洲人怎么学习中国文化。这些内容看似驳杂，概括起来却也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欧洲文化的特性及其生成过程，一是中国文化对近代欧洲文化特性的影响。这些讨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乃至现实意义：试问当今所有关注“现代化”、“现代文明”或“现代性”等问题的人，有谁能不关心这一类讨论？
　　特别是阎宗临的讨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多年来罕见的一种真学术。那里没有半句空话，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矫饰，有的只是个性鲜明、中西会通、见解独到的历史文化析述，以及透过这些析述所折射出来的一种至深至切的对于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且，虽然是真学术，阎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枯燥，相反，它十分地灵动优美，耐人寻味，能让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能让你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史学大手笔！
　　二
　　读阎宗临先生关于近代欧洲文化的高论，几乎每一页都会有文字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试举两例。其一，他这样评述作为文艺复兴之灵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某些负面后果：“近代欧人思想上，人文主义是一朵怒放的春花，好奇、探讨、分析、经验都是最可赞美的果实；它特别树立起一种风格，与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文化截然不同。它既不像希腊狂爱肉体的完美，产生出文学和艺术；又不像罗马追求社会的完美，产生出法律与组织；更不像中世纪，寻觅灵魂的完美，遗留下哲学与建筑。它的重心，几乎交集在所有的工具上，使之实用，同时又特别经济，其结果产生出‘机械’。机械每天扩大它的伟力，逐渐支配到人心。不特个体与群众无分别，便是生理和心理也搅成一团，法西斯的理论，苏联文化的特征，都十足地反映着这种现象。他们拼命争取本能的要求，但是却甩不脱机械的压力，因为他们看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个人的情感都是一副机械，每天在那里规律地运动。往深处着眼，在人文主义到极点时，便造成人与人的敌视，互相戒惧，互相仇视，提心吊胆，时时都在防御中。因而个性为集体所淹没。这是人与人类的斗争，分外艰难，较之人与自然的斗争，更为激烈。”（《欧洲文化史论》，页910）其二，在谈到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时，他则这样说：“近百年世界的大变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受了法国18世纪的影响促成的。16世纪确实提出了种种改革，那只是一种意见，未曾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与意识里面。到18世纪，包括着新旧两个时代，对于各项问题，也没有具体的办法，却主张彻底的破坏，用一种神秘的思想，刺激群众的情绪。他们思想上要求自由，知识上发展科学，政治上拥护民众，原是无可批评，但他们的骨子内，如伏尔泰、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却是充满了失意，不愉快，有时还夹杂着仇恨。”（同上书页11）轻飘飘几句诗一般的话语，实际上已经点出了现代文明困境的主要根源，而如果没有对欧洲历史文化的通透了解，这又如何可能？！
　　然而较之有关近代欧洲文化及其特性的研究，更为阎宗临先生所关注的，应该还是中国文化对近代欧洲文化特性的影响这一课题。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瑞士完成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文化随来华传教士西传法国影响启蒙运动的问题（论文题为“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见《中西交通史》页276370）。而后又在上个世纪40年代陆续撰写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如“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等等，还皓首穷经地作了大量有关的史实考订（均见《中西交通史》）。实际上全部《阎宗临作品》中最具有实证精神的内容，就是这一类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章，他们显然代表着阎宗临先生最强烈的学术兴趣和最高学术成就。而阎宗临先生所有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又都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指向，那就是要说明中国文化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关联。如他在“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近代历史的演变，以法国大革命（1789年）为其推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法国大革命，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中西交通史》页41）在另一文“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的一开头，他又断言：“17世纪末，法国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其结果形成法国大革命”，而法国人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推重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遵守自然的法则。前者的代表是伏尔泰，后者的代表是魁奈。”（同上书页58）
　　就这些话，直如空谷足音，令我大喜过望，当然同时也不免有点失落：因为我突然发现，若干年来我一直在独自苦苦思索的问题，原来早在六十多年就已经有人思索过了，而一个在我看来还需要论证的猜想，即法国大革命可能带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记，也早已被论证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我们关注的两位核心代表人物都是一样的伏尔泰和魁奈，只是关于他们究竟分别从中国文化中悟出了什么，我们的看法有点不同：阎宗临先生认为那是“理性”与“自然”，而我则认为那是“自由”与“平等”（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中册页152156）至于思考中国文化通过启蒙运动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究竟意义何在，我觉得我们又想到了一起，尽管说法各异：阎宗临先生认为“借此可看出中国在近代史上所占的位置”（《中西交通史》页45），而我想的则是这样可以证明，常被认为是纯西方文明的“现代文明”的血管里，其实一开始就流淌着中华文明的血液。
　　三
　　阎宗临太了不起了。可是奇怪了：他既是我的同道，更是我的前辈，而且我们也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晚学竟对他一无所知？也许是自己太孤陋寡闻了吧，于是就特地询问了世界史学界几位成名的朋友，结果却发现大家也都一样的不知其名。这就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本该属于大师级的学者，何以竟如此寂寂无名？
　　从本套书的编者阎守诚（阎宗临先生之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简单介绍中，我们才获悉了有关他的一些基本情况：阎宗临，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靠半工半读念完中学，1925年赴法勤工俭学，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专修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1936年取得瑞士国家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因中国抗战爆发而毅然回国报效，携妻挈子辗转任教于山西、广西、江苏等地大专院校，其间在战火中损失了大量珍贵的个人学术资料，包括在欧洲购置的许多图书文献、鲁迅书简、《米开朗基罗传》译稿及罗曼罗兰为之写的序言。抗战胜利后不久即受聘于中山大学并在那里作了几年历史系主任，1950年8月应邀回故乡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从此这位欧洲中世纪史专家，便在“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的环境中默默地生活工作了28年，直至于1978年10月5日辞世。
　　又一位令人扼腕的中国学人的凄楚人生。看来，满腹经纶的阎宗临先生声名不显，是因为他生不逢时了。可转而一想，又不对：满腹经纶而生不逢时的中国学者多了去了，为什么有的就仍能闻达天下呢？和朋友们一起聊起这事，大家意见纷呈：有的说那是因为他不善社交、不结权贵而“人脉”不畅；有的说那是因为他最后呆的地方太“外省”、太偏僻，研究条件太差；有的说那是因为他的所有好书，因为都问世于出版条件极差的1940年代，纸张糙印数少，故而未能广泛流传下来；还有的说那是因为他做的是“非主流”的学问，结果被边缘化。都有些道理，但仍觉得后一观点可能最接近真实也就是说，阎宗临的无名，主要是因为他早年在欧洲大学长期专攻的是文化史，而这文化史在旧中国尚能见容，进入新中国后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前便绝对属于“唯心主义糟粕”，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另类，只能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史、革命史或阶级斗争史的洪流所淹没。
　　现在搜寻阎宗临“无名”的原因，好像已经没什么意义。但无论如何，阎宗临的“无名”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须知阎宗临所专的文化史，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史学的主潮，而如果当初中国有学术多元的宽松环境，能够允许阎宗临在中国史学界拉起一面文化史学派的大旗，那么今天的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界又该平添多少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