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也谈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的失误”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部门的一位领导频频就“历史的失误”问题发表言论，并表示很高兴就此问题与读者切磋交流，于是，笔者愿意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不恰当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该领导反复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建国后历史上的失误，“没有游离于历史总的前进道路之外”（这句话，笔者理解，即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之意），因此，“失误并非多么可怕的事情。一则，它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则，它是成功的先导”。该领导用轻松的语气讲的是一个哲学大道理，这个道理不仅可以包括我们建国后的历史，也涵盖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大家知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断发展、探索、前进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可能不犯错误，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的确是成功的先导。然而，对于象笔者这样做具体的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光知道上述这个哲学大道理，工作起来是远不够用的，因为它代替不了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与研究，更不可能拿它来断定具体历史中的“失误”问题的性质。不能说，哲学认识论上所谓人犯错误难免，具体历史中的具体错误也一律难免；也不能说，哲学认识论上所谓失误是成功的先导，具体历史中的具体失误也全都“并非多么可怕”。即便不谈历史，时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假使某地工作发生失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领导者，如果以“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失误是成功的先导”一类说词来为自己开脱，显然是不会被人们所接受的。这就是说，在如何看待“历史的失误”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
　　该领导以“文革”为例谈到了具体历史问题，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确是事实。小平同志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属于同理。笔者要强调的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并非坏事本身就是好事。区别开这两个范畴，虽然道理极简单，意义却很重要，因为如此才能够开展具体的历史研究对具体事物的定性研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清楚地说明，“文革”是全局性质的错误，其本身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无疑。有人曾为“文革”辩护，说它是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探索。事实是，这种“探索”完全背离民主法制的正确方向，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回望那个年代，人们都还记得，愚昧是怎样摧毁了科学：少数阴谋家、野心家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爱戴和信赖，变成了宗教式的顶礼膜拜，而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则被一笔购销；人们也没有忘记，野蛮是如何泯灭了文明：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车间主任，遭到非法批斗、抄家、毒打、关押，受尽了残酷折磨，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据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中，“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是何等“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不错，那些年仍出了不少生产和科技成就，“五年计划”也如期完成了，但这绝不是“文革”的功劳。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人类历史是丰富的、多元的，“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是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进步。历史中有坏事，但历史本身不能否定和割断。这又是两个不同的命题范畴。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生活状况，全国人民心中都清楚。万里同志回忆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从万里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历史失误”问题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毅然走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死胡同，谱写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该领导总结道：“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笔者以为，作为后生晚辈，该领导个人的确与“历史的失误”沾不上边，自然是“丝毫没有理由”有什么羞愧之心；但作为新时期党的一位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史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这种态度似值得商榷。我们还是应该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人民事业那种赤诚、负责的态度。薄一波同志在他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谈到“大跃进”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时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大家知道，薄老是当年头脑比较清醒的少数领导者之一，也曾为避免错误的发生做出过自己的努力，但是谈到那段历史的失误，他的话语仍是那么的愧疚和严肃，为什么呢？因为他老人家懂得，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做了那么大的错事，就是对不起人民！只有在历史的失误中深刻地反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永志不忘”，才能获得人民的谅解，重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而文过饰非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它只会继续损害党的形象。
　　（此文撰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