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
　　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斡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
　　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
　　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
　　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煨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本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
　　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3世纪末或4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
　　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陛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80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
　　《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都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雠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
　　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
　　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
　　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
　　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蝯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
　　《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
　　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吊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
　　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羡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
　　（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1999年5月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