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一本书与一个世纪

　　1997年末到1998年初，连着大大地舒了两口气：舒第一口气是因为1997年10月完成了集十多年之辛苦的《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之文稿，其中选胡塞尔现象学常用概念600余个，逐一翻译、解释。写此书的主要奢望一是在于为现象学圈内关于现象学中译名之统一的讨论准备一个原始的起点，二是在于为现象学圈外的爱智者进入胡塞尔的巨大思维视域提供一条可能的通道。当然这些意图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又当别论。此处不提也罢。
　　而能舒第二口气是因为终于在1998年的寒假里将两卷本的胡塞尔《逻辑研究》中译收尾。此项作业实可算是一大工程：全书分两卷，第二卷再分两个部分，外文原版达1000页，中译本近一百万字。再加上在翻译中还有第一版（190001年A版）和第二版（191320年B版）的差别需要顾及和标出，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以分四卷出版的日译本《逻辑研究》（东京，19681974年）为例，主译立松弘孝，其间还有另外二人参与，且未标出A、B版之差异，而从第一卷到第四卷的出版前后尚用八年之久。故而在译第一卷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刘建荣便曾打趣说，“译完《逻辑研究》，你就可以安心退休了。”言下之意，纵使一生碌碌无为，一旦译出此书，亦足可自慰了。
　　当然，我舒一口气的原因并不在此，至少不完全在此。《逻辑研究》的翻译从1990年开始，其间因各种原因一再地断而又续。对我来说，能在1998年将它全部译出，这首先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它问世一百年之际，亦即在2000年出版它的中文本。虽说已经很迟，总还不算太迟。故我可先舒一口长气，既对在九泉之下的原作者，也对关心此书的陌生的与熟悉的朋友们有个交待。接下来当然还要看出版社的。
　　《逻辑研究》在双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与本世纪同龄，它的第一版发表于190001年，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一声开门礼炮；而二十世纪的结束也就意味着《逻辑研究》百年效果史的完成。另一方面，《逻辑研究》的发表意味着哲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之开辟，狄尔泰甚至将它誉为“哲学自康德以来所作出的第一个伟大进步”。波亨斯基在五十年代曾将《逻辑研究》看作是“对二十世纪哲学的最大丰富”，这在今天来看也不能算是夸张。海德格尔虽然对其老师时有批评，但他始终承认对《逻辑研究》之研究构成他哲学的一个关键出发点，他的“现象学之路”绝大部分是围绕这部著作展开；他对此书的迷恋，或者说，从此书中发出的“魔力”甚至“一直延伸到它的版式和扉页这些外在的东西上”。似乎各种风格的哲学家都在《逻辑研究》中找到了他们所要寻求的东西。无论如何，随《逻辑研究》发表而形成的欧洲大陆现象学运动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因而《逻辑研究》观其左右足可以与《数学原理》论高低，视其前后更能够与《存在与时间》相呼应。试图为二十世纪哲学撰写历史的哲学史家们甚至已经开始将本世纪的哲学发展归纳为：“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这是K。Wuchterl于1995年所著《一门二十世纪哲学史的基石》一书的副标题。）细想下来，这种大而统之的归纳虽然与现象学的风格相悖，却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一门二十世纪哲学史必须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开始，就像二十世纪心理学史可以从1900年的《梦的阐释》开始一样。而这个世纪的哲学虽不能说在海德格尔1976年逝世之后便截止，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能超越出他的巨大身影之外，二十世纪哲学的尾声终究弥漫着海德格尔的余音。例如罗蒂去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语惊人，他认为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的哲学都是对海德格尔各种回答，就像十九世纪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的回答一样。尽管胡塞尔本人与海德格尔都曾将《逻辑研究》称作“现象学的突破性著作”。但他们二人用“突破”一词所表达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就胡塞尔而言，他要想说的首先是：《逻辑研究》集“十年艰辛、孤独之劳作”，决定着他本人作为哲学家之精神生活的“成功与不成功、幸福与不幸福”，甚至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在此之前，如胡塞尔自己在信中所述，“我始终是在一个绝望到另一个绝望、一个重振到另一个重振之间生活。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开端《逻辑研究》，它从此为我提供了支点与秩序。”因而《逻辑研究》的突破，首先可以是指胡塞尔在个人哲学信念上的突破。以后的解释者们也将这个“突破”浓缩为从心理主义到反心理主义的转折。早些年前人们曾认为胡塞尔的这个转变要归功于弗雷格的批判。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连弗雷格本人也不知道，早在他撰写《算术哲学》之书评的三年前，胡塞尔便已脱离以前的立场并开始起草《逻辑研究》，因而他批判的已经是过去的胡塞尔。
　　当然，胡塞尔用“突破”一词所想表达的最主要还是这样一个意思：“《逻辑研究》是一部突破性著作，因而它不是一个结尾，而是一个开端。”他在此书发表几年之后便开始从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因此当海德格尔开始进入现象学时，他已经发现，“大师本人当时对他这部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已经不再有很高的评价了”。诚然，这种对自己以往著作的轻视恰恰体现着胡塞尔本人的思维特点，他力求不断的发展，为此不惜一再地否定自身，以求达到最终的确然性。但这并不妨碍胡塞尔在二十年后回顾道：“我相信可以说，此书中那些纵然不尽成熟，甚至带有失误的东西也是值得深思熟虑一番的。因为这里面的所有一切都产生于那种真正切近实事本身、纯粹朝向其直观自身被给予性的研究之中，尤其是产生于那种朝向纯粹意识的本质现象学之观点的研究之中，而唯有这种研究才能为一门理性理论带来成效。”事实上，《逻辑研究》其所以影响绵延不断，恰恰是因为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现象学精神的概论，而且是这精神本身。正是这种精神，才使狄尔泰为之一振，认为在《逻辑研究》中发现了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之“解释”的“描述分析方法”，故而在“认识论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时代”。此后在胡塞尔本人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唯有《逻辑研究》和《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带有现象学具体操作的成分。它们也被胡塞尔称作“贴着地面的工作”。固然，自1950年起陆续出版的《胡塞尔全集》目前已达三十卷，而且根据卢汶胡塞尔文库1997的年终报告还有其他十卷已在编校之中并待出版，而这些卷帙浩繁的著述包容了胡塞尔在实事研究方面大量具体而微的分析；但是，《逻辑研究》毕竟是开山之作，且经在出版方面以严谨乃至苛刻著称的胡塞尔本人两次审定，其作用和地位实非其他各卷所能取代。
　　我在1980年前后初识现象学多属机遇。当时瑞士学者耿宁（IsoKern）先生恰好在华做佛学唯识研究，他成为我的现象学入门向导，并由此而引出已持续了十几年的指导与扶携。耿宁本人曾在卢汶大学的胡塞尔文库任职多年，在胡塞尔研究方面著有经典文献《胡塞尔与康德》和《哲学的观念与方法》，并主编《胡塞尔全集》第13至15卷，系统地出版了胡塞尔在“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方面的研究手稿，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他那时为我开的书单首先是胡塞尔1916年在弗赖堡的就职讲座“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方法”（《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然后是《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和《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再下来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最后才是《逻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起）及其他等等。这个进入现象学的通道现在看来是一条由一般概论到具体分析的道路。其精要在于，首先纵观现象学广厦之全貌，而后才登堂入室，逐一审视其中的各间宅舍，最后掌握现象学各个细微砖块乃至它们具体的砌切方法。
　　在沿着这个方向完成硕士论文之后，我于1985年到弗赖堡大学作哲学博士生，当时的导师是现任弗赖堡大学胡塞尔文库的主任让克（BernhardRang），曾著有《因果性与动机说明》和《胡塞尔的自然哲学》，主要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讨论自然科学的基础。我在弗赖堡所听的第一堂课便是他的“《逻辑研究》研讨”。记得他上课时特意带了一个木质的圆球，在或明或暗灯光的照射下用这个道具来向低年级的学生们解释胡塞尔意向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映射”（Abschattung）；由此而引出胡塞尔对一切意向对象的两种被给予方式的划分：事物性对象以映射方式被给予，体验性对象以反思方式被给予。而让克为现象学初学者所指的通道恰恰与耿宁的相反：首先读《逻辑研究》，然后读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最后再去理解1916年的就职讲座以及其他等等。这条入门之径自然也有其所长：它与胡塞尔本人的思路历程是平行的。如果前一条耿宁之路可以说是沿系统线索行进的话，后一条让克的道路则是顺应了发生的走向。
　　发生的道路自有其特长。远的不去说，海德格尔本人便是沿此道路进入现象学的。他在许多年后回顾说：“那时候我是胡塞尔的助手，每周一次与几位日本同行一道研读胡塞尔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逻辑研究》。我偏爱《逻辑研究》是为了入现象学之门。”海德格尔一再声言，《逻辑研究》是他哲学的出发点并将《逻辑研究》称作是一部“带有七个，甚至更多的印记”的著作。他将自己日后与其老师的思想分歧归诸于胡塞尔未能抗拒当时的哲学气氛，屈从于新康德主义，从而在《逻辑研究》后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011年）与《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中放弃了现象学的原则。当然海德格尔对胡塞尔还有另一个批评：胡塞尔缺乏与历史的任何活的联系。这两个批评都有待深究。但前一个批评的随意性似乎较为明显：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发表后身处两大阵营之间，为何没有选择日趋兴盛的狄尔泰生命哲学，却偏向已显衰败迹象的先验哲学，其中必然另有原委。况且若屈从生命哲学也不见得就维护了现象学的原则。但胡塞尔迈出的这一步导致了现象学运动的分流却是事实。几乎他当时的所有弟子都曾期望他将其精湛的分析能力运用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上。然而胡塞尔偏偏认为这会导致人类主义的泛滥，因而在他研究手稿中虽然早已含有此类分析，但他始终将大量精力放在先验的奠基之上。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倘若胡塞尔此后一生始终沿着《逻辑研究》的方向行进，现象学运动今日会以何种面目展现于世人。
　　海德格尔本人对《逻辑研究》的解读方式与他对整个哲学史的解读方式一致：他是用他的问题来考问被解读的对象。一方面，他在早期《存在论》（1923年）的讲座中指出，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扭断了”主客体的虚假问题的“脖子”，而在此之前“任何对此模式〔主客体模式〕的沉思都没有能够铲除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故而《逻辑研究》曲高和寡，始终不会成为“公众废话”的论题。在逐步弄清了海德格尔本意的今天，我们的确可以从他提供的这个角度来探讨《逻辑研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用意向分析来澄清主客体的模式的初步努力。但就胡塞尔本人的思想内在发展而言，则更应当说他是在《逻辑研究》之后才看清了这个“虚假问题”，并试图通过发生分析来不断地向这个问题的真正起源深入。而为海德格尔所反对的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完全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一步。这里当然无法再说开去。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早期和后期都一再强调，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首先是在第六研究中，已经切入了存在问题（以后也曾有人专门以此课题做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研究最多的是其中的第六研究，尤其是第五章“明见与真理”和第六章“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其中包含着胡塞尔对真理问题以及范畴直观问题的论述。故而海德格尔所说的《逻辑研究》之“突破”主要是指胡塞尔在通过“范畴直观”而向存在问题的突破对范畴直观的指明可以为我们揭示存在的起源，或者用布伦塔诺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可以揭示“对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的规定”。这两章实际上也是胡塞尔本人最为关注的章节。但胡塞尔恰恰认为，理解了这两章也就可以理解他在此后的思想发展：“关于‘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一章连同前一章准备性的阐述为从现象学上澄清逻辑明见性（当然随之还包括对它在价值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平行项的澄清）开辟了道路。如果人们关注了这一章，那么某些对我《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误解就会是不可能的。”胡塞尔的这种想法，今天看来实在是与诠释学的主张无缘，已近乎奢望或苛求了。话说回来，两位大师至少在第六研究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上有过短暂的聚合，交会之后似乎便又按着各自的轨迹行走下去。现在来回顾这个交叉点实在是很有趣的思维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塞尔逝世50多年、《逻辑研究》诞生近一百年之后，终于有一本用胡塞尔母语写成的《胡塞尔传》（法兰克福纽约，1995年）得以出版。它的开首第一句便是：“胡塞尔是二十世纪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而只有最少数的人才知道，为什么。”《逻辑研究》的中译本的出版是否能使更多的中国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我还不能肯定。在以“后哲学时代”为标记的今天，胡塞尔所做的那种对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往往与流行意识相背，而他对确然性之苦苦追求更是被视为不明生活形式和价值系统之杂多与间断的真谛。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记的作者也将胡塞尔称作“最后的哲学家”。但我相信，纵使退一万步说，胡塞尔以其毕生之努力至少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与“坏的怀疑论”相抗衡的另一个极点，因而永远不会在思的事业中过时。
　　1998年2月6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