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盖棺不难，定论何易

　　多年来，神州大地以第一志愿报考高校历史专业的人很少，谈论乃至争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人却很多，如此反差，至今未曾引起注意。无论是高校校园的寝室文化与网络水军，还是街道餐桌文化与意见领袖的网络表现，想做业余历史学家的人不少，还常见把争论转为争吵，扭成一团打口水战，就像多数女生的篮球比赛，全场集中争一个球，争得滚成一堆，难舍难分。如果说在校的大学生年轻气盛，原本就容易发生争吵，那么，年龄不一的社会大众也不示弱，无论是窗友、旧识的单类汇集，还是混合型的餐聚，彼此除了交流阅读心得，补充历史信息，也容易引发口角之争。争论诸君最感兴趣的，一般除了近代人物的轶事趣闻，恐怕就是对某些重要人物的功过评价，也就是汉语词汇中的所谓“盖棺定论”，各显神通。北京的餐桌是如此，遥远的海外大陆华人圈也常常如此，还不能排除美国硅谷周围的工程师与科技精英，我在斯坦福就目睹过为评价某个历史人物的华人对阵，不欢而散。个中现象，俨然天下一式，似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当疲于考试应付的中学生暂时搁置历史课程中的困惑之后，无论是非历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还是已经走向社会的各届毕业生或负笈海外的创业者，不管他们的业余历史阅读的投入如何，从中学到大学，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到眼前的“中国近代史纲要”，他们都学过近代史，虽然大学政治必修课程的名称改得频繁，教学内容却大致不变，整理思路与结论也不变，他们对有关定论早已烂熟于心，确信与存疑者都有。当近代历史档案与海内外著述信息借助于互联网的便捷接连披露时，难免发生不同的认知反应，具备争吵的群众基础。
　　第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影响及于千家万户，牵动芸芸众生的家庭命运与情感世界，恩恩怨怨，各不相同。当政治运动已成历史，历史的参与者与承受者围绕近代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的争论就在所难免，具备争吵的情感基础。
　　第三，多灾多难的近代国史与今天的现实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时空关联，传统与现代的粘连与矛盾、国家与国家的互助与冲突、中西文化的渗透与排斥、民主与法治的艰难等现象，不因近代历史画卷的凝固而需从零开始，却以两百年一贯制的架势，轮番浮现在国人眼前，错综复杂，大有商讨与争辩的余地。显然，争吵的现实基础也不缺。
　　还有一个要素易为学界同行与读者所忽略，即近代国史研究与阅读存在某些难处，更能产生认知歧义。
　　首先，古代史的资料比较集中，而且数量不多，近代史的资料则相反，不仅汗牛充栋，而且十分庞杂。就研究而言，资料太少和太多都不是好事，太少就难研究，太多也挺麻烦，既要分清真伪，还要分清主次，二者都很费时。
　　其次，近代中国的复杂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欲期窥视近世历史的真相，清理脉络，也不那么容易。比如，晚清的历史不仅存在中外民族矛盾，还有国内的满汉矛盾；在中外民族矛盾中，不仅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还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小农文明之间的矛盾，侵略者还是先进者兼强者，被侵略者却是落后者兼弱者，中华民族怎么走出困境，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理当坚决抵抗与反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晚清以降，由于中外差距的存在，战胜列强的希望渺茫，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给西方列强留下的规定，败国必须赔偿胜者的军费，未必能输得起，不战不行，战却失败，可谓两难。民国的历史作为晚清历史的断裂与延伸，也简单不到哪里去。满汉矛盾固然通过革命加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革命与民权建设作为反满运动的必然结果，却是突如其来，革命者自身的民主素养与民众基础都不够，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与诸多客观条件也很欠缺，只能是吵吵闹闹，好事多磨。至于日、苏、美、欧等对中国的需求与渗透更是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敌、友两团可用可拒。五年前，我曾如实地感叹：仅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不能低估近代中国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难度。迄今为止，除了片面的阶级分析与“一分为二”的派性分析之外，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资料中，细致和深入地研究过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特别是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多边运用，就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还与多种外语的阅读能力有关。在我们这一辈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学者都是屈指可数，指望掌握两门以上外语同时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学科训练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只有期待未来。还有，研究对象的政治阅历很丰富，政治经验很娴熟，甚至翻云覆雨，老奸巨猾，连孙中山、黄兴都不是对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者的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多变与乱象，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清理与判断，盘根错节的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不要以为近代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也许真的只有无知者无畏。
　　第三，今人给前代修史，利益的牵扯与政治因素的干扰甚多，自古皆然，求实求真，谈何容易。
　　正是基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是近代史的阅读，还是研究，都很难轻松。如果指望对某个生命个体做出死者不知，但家属满意的历史结论，这样的“盖棺定论”恐怕只能在当代中国单位领导的悼词中去找，同严谨务实的历史研究结论无涉。而所谓盖棺定论，却是大江南北的国人所惯于期盼的。
　　“盖棺定论”一词，大致由唐代的韩愈开其头，明朝的吕坤定其型。韩公《同冠峡》一诗云：“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吕氏《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辄曰：“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借于子孙之乞言耳。”然若悉心推敲，不难发现，韩公并无“定论”之意，及至盖棺，人生事了而已；吕氏之“定论”，尤以“毁誉由人”为前提，并不确定。
　　人无贵贱，均有大限，如此平等，可谓奇迹，故盖棺何难？差别在于究竟是火葬，还是土葬、水葬、鸟葬、悬棺、坪棺。然而，由于看问题的视角或立场不同，掌握被评者的资料数量与质量不同，还有价值体系与评判标准的不同，每个论者顶多只有自己对某个认知对象的阶段性定论，而非一成不变的个人定论，群体的定论尤难，即便是职业性的历史研究者，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存在，研究者之间见仁见智，求同存异，也是家常便饭，没有人去强求统一，汇集在定论的名目之下，专业之外的一般读者恐怕也难特殊化。
　　窃以为，阅读史书与其他书刊一样，当属文化消费之旅，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而且通过精品阅读，可望从前人的声息中了解同类，提取相对准确的记忆与经验，延伸未来的想象，从个体的生动、丰富阅历中，感受智慧的神奇，勤劳的质朴，意志的坚忍与人格的伟岸，从有趣的故事中博取笑意，放松心情，提升文化修养与境界，这些应该就是阅读史书的主要目的，争论与争吵却不是，特别是争吵，它没有理由成为阅读的附属品。至于喜欢争吵者，常与雄心勃勃的好胜心和盲目自信有关。有的试图捍卫自己对知识记忆与定论的情感守护，甘当某些教科书与定论的义务宣讲师；有的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好为人师；有的则无法搁置辩论赛的强势风格与功利动机，把任何一场交流与争论当作坚守论点，赢得辩论的契机。
　　应该说，开卷有益，并不为了口角磨刀。如何冷却近代历史话题中的好斗之风，倒是值得商讨的，兹就阅读心态与认知理念谨陈几点建议，与读者诸君共勉。
　　补课的心态。在学科的布局里，历史学乃人文社会科学的百科之王；在知识的海洋中，历史知识属于第一股东，每个人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却不过如冰山一角，所了解的人物踪迹亦囿于自己所看到的文字所现，显然都是不够的，尤其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它已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做起结论来却偏偏特别自信和决断，不留余地，还给决定论冠之以历史规律，至少在阅读的层面上，补课的空间很大。“学然后知不足”，在下对此也深有体会，即使不授课教徒，我也“知困”，敢报家丑。我的中学时代撞上大革文化之命的大潮，就连简单的历史教科书都没见过，中学的历史课程一律叫停，据说就是为了远离帝王将相与牛鬼蛇神。更麻烦的是，我的家里已经没有一本藏书，真叫“家徒四壁”。后来，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让我学了历史专业，毕业之后还将错就错，以历史专业糊口，补课的需求压身至今，却偏偏是时间与精力都不够，诚惶诚恐。如今每年出版的近史档案与研究著作目不暇接，你都看不完。愚意以为，与其拿时间来争论，还不如拿时间来补课读书，所谓不争于“群氓”，不辩于“谄民”的孤芳者言，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即便是想显摆好胜争几句，也应该有话好好说，不要生气动怒，党同伐异。
　　兼听的姿态。既然近史资料浩如烟海，历史的过程还复杂多变、盘根错节，那么，兼听不同的见解就不失为明智之举。无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社会读者，何必还像当年准备高考那样，迫不及待地寻找教科书的定论，背诵标准答案，做定论的守门员呢？教科书毕竟编制了太多的定论，渗入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人物评价方法，还需要兼听不同的见解，重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获取新知。
　　顺便提一句，在兼听的过程中，不妨适当尊重专业研究者的见解，特别是多关注在同一历史话题里，不同论据与风格的历史专业学者之间的异同，以便了解问题的实质，形成新的判断。历史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一般对资料的取舍是有讲究的，常常会优先遴选比较可信的档案、文献资料和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资料，而不是鸡毛蒜皮的“邻猫生子”之类，也不会把未加确证的网络资料随手拈来。在美国，我曾听到好几位酷爱近代中国历史的旅美同胞主动谈及沈志华教授，让我目瞪口呆。有的说，他对朝鲜战争的研究比沈志华深，看的档案比沈志华多，我只好如实地回应他：我对朝鲜战争问题关注不多，没有发言权，不知道你比沈志华的研究深多少，但我可以断定，也许你看网络文章比沈志华要多，但如果要与他比档案，你肯定要输。孔子有过提醒：“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言的意思是说，君子是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就是射箭竞技了。即便是射击，相互作揖之后，再升堂比赛，下堂之后再喝酒，举杯敬对方，这样的争依然不失君子之道。
　　多元的视角。毋庸讳言，长期以来，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战争思维与派性的路径依赖推销简单化的极性思维，至今颇有市场，并不囿于只认好人、坏人的小学生。当无数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摘下红领巾，带着认知惯性穿越中学与大学校园，创业于社会，均可直通无阻，却未必知道它容易伤害历史。人群何止一分为二，应当一分为多，至少一分为三。姑且不说确定“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能否恒定不变，在所谓“好人”与“坏人”之间，还有一片广袤的空间，为数更多的同类既谈不上很“坏”，也谈不上很“好”，这才是常态，还应对它细分。
　　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个案考察与多人考察、群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是必要的。历史研究者如果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个人物、一个党派，所得结论如果不片面，那是奇迹与神话。任何一个严谨的历史研究者应当既是某个人物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法官与检察官，亟需用多种视角确保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角色的区分。一般来说，评判任何历史的创造者或参与者，应当把握历史条件的同一性与角色的差异性，弄清不同的历史角色在同一历史条件或环境之下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还有做得如何，影响怎样。彼等站在不同的起点上，享有的社会资源与国家资源不同，理当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使用不同层次的评判尺度，区别对待。比如，评价大权在握而一呼百应，把人民与国家命运当儿戏的慈禧太后的标准，自应高于评价来自下层民众的义和团团民的标准，后者整天为生计奔波，识字与否亦未可知，哪有能力与义务去看清中外差距，认准救国方向？
　　顺便说一句，现代人物的后裔一般都在眼睁睁地盯着历史学界与社会舆论对自家先辈的评价与用词，是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也应当明白一个道理：既然自己的先人可以载入史册，那就属于社会与国家的财富，并非一家一族所专有。当历史的荣光与现实的厚赏一同交给他们的先人时，其实就把评判的权利交给了历史研究者，还有普通民众，后人就应听从吕坤所说的“毁誉由人”，如果说任何学术成果的奖励都改变不了成果本身，那么，任何不切实际的毁誉都无损于先人的皮毛，倘若后人还不具备这样的睿智与胸襟，就未必同分享先人历史荣光的后裔身份相称。
　　论据的权重。争论也罢，争吵也罢，最有说服力的从来都不是论点如何，而是论据，应当在论据上立足，论据则需要从历史资料中披沙沥金，认真提炼，而不是随便举例便可了事，应当讲究例证的代表性，而不仅仅是典型性，确保例证的代表性本身就是研究的过程。正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一样，十分复杂，任何论据的提出，都能找到相反的例证予以证伪，例证的代表性既能证实，又不畏证伪。
　　评价的淡化。历史研究与书写一般可分事实描述、因果分析与价值评判三个层次，就各自的重要性而言，首在事实描述，它需要建立在大量丰富和可信的资料基础上，其客观性最强，其次乃因果分析，价值评判最次，越往后看，主观性越多，只要你把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说个明白，即事实真相与因果关系说清楚了，你怎么衡估其功过大小，就不太重要了。也就是说，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评判心态也比评判方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