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形式正义只是手段，实质正义才是目的

　　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实质正义，则不满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按照现代法律思想，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属于形式正义。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即最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几来来，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的倾向。必须指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
　　让我们分析一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可以肯定，要求被告就自己的“异议”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自己是在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之下写的欠条，实无可能；同样，要求原告证明被告写欠条之时自己没有手持凶器予以威逼，也是不可能的。可见，法官把举证责任加在谁身上，谁就败诉。而法官把举证责任加给哪一方，关键看法官的“内心确信”。
　　按照自由心证主义的现代证据法理论，关于证据的取舍、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及事实认定规则，均不取决于法律的预先规定，而是由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最终形成“内心确信”。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绝不是仅仅依赖“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还要依赖法官的“社会生活经验”，依赖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身份、地位、相互关系及案件发生的环境、条件的了解，以及法官在庭审中对当事人、证人等的言行、举止、神态等的“察言观色”。根据新闻媒体对本案案情的报道，我认为，一个有经验的、有正义感的法官，完全可能得出“被告主张的真实性较大”的“内心确信”。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达到这样的“内心确信”程度，至少“欠条是在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之下所写”的可能性并未排除，而在案件涉及“违法”、“暴力”的情形，怎么能够仅凭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手持凶器威逼”，就“完全相信”了原告的主张？为什么不把难以举证的风险加给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告？
　　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本案法官辩解是不能说服人的。因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形成“内心确信”的唯一手段。我们有理由问本案法官：你是否真的相信原告的主张是真实的？你是否真的相信原告没有手持凶器威逼被告写欠条？你是怎样得出你的“内心确信”的？通过庭审中的察言观色，你真的确信原告是“良善之辈”，真的确信被告（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是“赖帐之人”？
　　用民事法官“不能动用刑事手段”为本案法官辩解也不能说服人。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发现有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时，虽然不能直接采用刑事方面的手段，但至少应当中止案件审理，并向院长报告。其实，本案不采用刑事方面的手段，也完全可能得到妥当的判决。因为，“手持凶器威逼”既可以成立刑法上的“犯罪”，也可以成立民法上的“胁迫”。民法通则和统一合同法均规定以“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作出的意思表示无效。如果本案法官得出“被告主张的真实性较大”的“内心确信”，完全可以以“胁迫”为理由认定“欠条”无效；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达到这样的“内心确信”程度，例如只是不能排除“原告手持凶器威逼”的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把举证责任加给原告，最终以原告“举证不充分”为理由，驳回原告的请求，而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能够，仅凭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举证这一点，就轻率地认可这样一张“存在异议和疑点”、涉及“犯罪和暴力”的“欠条”，并据以判决被告败诉？
　　法院裁判当然要讲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但切不可走向极端。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法院裁判的本质，是行使裁判权的“人”，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为了帮助行使裁判权的“人”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形成“内心确信”。绝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实真相”，代替法官的“内心确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质言之，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