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霆：跨文化的中医之二：中医西传现象的人类学研究

　　我们在《跨文化的中医，之一：中医在法国的形态及启示》一文中讲到当前的中医西传中的文化动力大于临床需求，因此中医在西方的形态更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理想标本，来反映西方社会如何重组中国文化，以及后者在此中西“文化间际”（跨文化的另一种译法）显示出的“间性特征”，即能与当今西方文化的发生关联，且引起对方兴趣的部分。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法国社会中对中医形态“奖异罚同”这一规则（见《跨文化的中医，之一》）的思想源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中国印象”析
　　“中国印象”是西方社会居民自15世纪起借着探险家、布道者、水手对东方的描述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记忆。中国与中国人在这样的叙述中代表的是奇异、神秘以及不可理解。〔注1〕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印象”的内容不断在深度与广度（甚至精确度）上得到丰富，虽然对此印象的态度可以随时代的不同而在爱与憎之间大幅摆动，但其形成时的逻辑却始终如一，并且渗入西方居民日常思维与用语中。法语的“chinoiserie（中国玩意）”就是指摆迷魂阵之类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对根本弄不懂的东西则叹一句“Cestduchinois（这是中国话）！”
　　应该说“中国印象”有点象一个磁力场，使在其中生活的人产生定向的思维，不断使集体记忆巩固、强化。居民们都有意无意地期待有关中国、中国人更奇特的信息，然后叠加到原有的记忆上。公众如此，学者亦如此。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科（MichelFoucault）正正经经引用一段有关中国人如何将动物分类的话，来证明东方思维的独特性。〔注2〕不过这段话纯属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搞笑之作，荒谬之处明明白白。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导师，著名医学人类学家，也向我引征同一段话；不知他是中了原作者的计，还是受福科误导。最离奇的是，作为听众的我，当时只是羞愧于孤陋寡闻，却丝毫未对这段荒唐话的真实性起疑心。可见西方“中国印象”磁场对思维定向力之大。定向思维还表现在对逆向纠正的漫不经心，福科的误读使中国学者耿耿于怀，并试图指出西方汉学界将中西文化对立之偏颇。〔注3〕但西方读者却漫不经心地继续扩散着这个他们所喜爱的错误。如同前文所提到的有关中医“顾客不生病才收钱”的神话，尽管笔者在各种场合澄清事实，但这种与“中国印象”相逆的事实在法国居民集体记忆中很难留下痕迹。
　　这样看来，西方的“中国印象”的形成与维持不单是对客观信息的被动接收，而更是根据固有规则主动地对信息进行筛选与重组；这“印象”一旦形成，就不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会以同样的规则对其覆盖范围内居民的行为进行修正。这个规则，我们已经在前文所举的例子中看到了，即“奖异罚同”。于是在法国居民中流行的中医，就会尽量不使用现代技术特别是已在西医临床中使用的技术（电刺激、消毒术等），喜欢选取中医里与当地常识、常规差别大的部分（传统穴名），甚至新造一些更怪异的技术与传说（“幸福宝宝穴”、“无病才付酬”）。
　　其实，在西方凡带有“中国标签”的事物，无不受这条文化规则修正，比如与中国有关的餐馆、展览、演出、电影都会尽量夸张“中国元素”来与当地环境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看来，我们当代中国人眼中“怪异”的法国中医，只不过是落了西方“中国印象”的俗套。笔者觉得与其纠缠于这种西方的中国印象真实性，倒不如好好研究它的作用方式，从而理解各类中国物件跨文化后的形态以及在当地社会中的功能。
　　传统现代后现代
　　要是把法国的中医与现时中国内地的中医作一比较，似乎前者的形态更接近传统中医，从发展的趋势看更是如此。这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化乃至所有非西方文化现状的一个缩影。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好不容易已经或正在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决裂以便“全面西化”时，这些累赘却又成了西方社会当代的明星。以中国为例，如果用深色代表传统文化，浅色代表西方文化，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应该使得原本深色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浅（现代化西化）。这样，当代西方社会中夸张的“中国文化”反而比较接近传统文化原色，于是显得比现代中国更“中国”。中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过，拿在法国的中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医相比，它们至少有四点根本性的区别：
　　1）仍用上文深浅色打比方。很明显，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医与其周围的色调一致，即与社会其他部分的“传统”程度相同。而法国社会中的中医，则与其底色反差强烈。原因很简单，法国社会并未象近代以来的中国那样发生彻底的社会转型，更没有“全面汉化”。尽管后现代思潮旨在颠覆现代价值，但在社会操作层面，法国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现代西方国家，科学理性、工业技术产品及西方文化品味仍占主导地位，深入日常生活。酒后驾车防范方法的产生与制度化就是一个证明，其检验目标、检验手段、显示方法、量化处罚等无不体现西方精神、逻辑、技术。相比之下，在法国的中医以及其它在西方的“中国事物”，尽管它们中的“中国元素”可以被发挥到极至，但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只表现在有限的时间或和有限的空间内（餐饮、剧院、诊所、博物馆等等）。就象在浅色背景上的一个个深色的斑点，与周边有明显的界限。这个现象与反向的西医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大相径庭：这个“外来的事物”完全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参与了使原本深色的中国传统社会“淡化”的过程（特别是使中国内地的中医西医化）。
　　2）中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按时代发展有古今之别，但自西医传入特别是当中国社会变迁后，此前的中医就整体地被当地居民视为“旧医”而与“新的”西医相区别（内地文革10年是个例外，那时中医、西医都成了“旧医”，“新医”专指当时革命的新生事物其实不少是中西医的技术混合，如“新针疗法”、“新医疗法”乃至“新医学院”）。〔注4〕而当中医传入西方（法国）时，当地居民尽管深知其古老且对此钟情，比如在文章、交谈中常常夸大中医的年岁，但中医对他们来说其实始终是件“新奇”的事物。因此，不管法国居民如何喜爱、保存甚至夸张中医的传统色彩，也不可与中国居民中类似的“守旧”行为同日而语。
　　3）传统中医在原来社会人文地理环境内自然产生、发展，其用具、技能、观念、推理均是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创造出来的，即所谓“原创性”。而法国的中医自传入起就与本地医疗（西医）形成对照，并在文化规则支配下尽量与后者不同。所以，传统的中医是在原社会中被动地形成的，居民们并未刻意去塑造它当时的模样，当然也不会觉得它怪异。传入法国的中医是那里的居民在“中国印象”文化规则引导下，按照自己熟悉的事物（特别是相对应的西医）的反面主动地重组出来的，居民们清楚地感到它的怪，甚至去追求这种怪。唯其怪才“真”、才“佳”。
　　4）在当代后工业化社会（比如法国社会）中，这种“怪异”除构成原来“中国印象”的异国情调要素之外更具有了价值指向：古老的中医与其它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一起，在法国、在西方竟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源泉，成为颠覆现代价值，诸如科学理性、工业化生产及西方生活方式的革命先锋。比如，我在法国读到的有关中医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以赞美中医、中国文化来批评西医、西方文化，学习中医者平日交谈中亦如此。这种中西二元价值取向似乎已成了一种坚硬的“政治正确”，无人想（或敢）对此质疑。
　　这应该使我们当代中国人有点始料不及：中医与其他“旧”事物一样，在内地已被或正被“现代化”，即用科学理性，大工业生产方式及西方文化品味为标准来对它进行改造，“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法国（西方）社会取舍中医的标准与中国内地完全相同，只是对“精华”与“糟粕”的看法正相反。
　　双重价值的尴尬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内地的中医生在教法国（西方）学生时会多少感到“别扭”：自己精心准备的现代科学理论、实验室证据以及临床高新技术找不到听众，倒要恶补最“玄妙”的传统理论（如《黄帝内经》、《易经》），寻找更“古怪”的民间技术（如“拔水罐”）来迎合听众的兴趣。至于“跨”过文化（去过西方）的中医生们对这种逆向的“文化休克”印象更为深刻，恐怕不亚于难以下咽的异国饭菜。这里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中医跨文化传播到法国，能与当地文化发生关联并引起其兴趣的是原创传统部分，而经“新文化运动”及“现代化”改造的部分则受到冷落、抵制。也就是说，在本社会原地沿时间轴成功“跨”过文化的中医却无法沿地理轴向西方“跨文化”。
　　这对中国居民来说不会很有趣。如果说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文化碰撞给他们带来的主要是割舍传统的痛苦的话，那么在当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他们又面临重新学习传统的尴尬。尴尬在于这次多少有些违背自己真正的兴趣，顺应看客的掌声而做秀。移居西方的原中国居民应该对此更有感受。拿中医来讲，大凡在法国成功立业的原内地中医师、气功师，在法国病人及学生面前常自诩家传深厚，并对传统在内地遭破坏痛心疾首；而他们与自己同胞相聚时则并无此刻意表现，相反举止、言谈颇时髦、新潮。与法国当地中医爱好者相比，前者似乎价值观不一致。这不单是个体的尴尬，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今中西交流中的尴尬。有西方生活经验、对“中国印象”深有体会的中国学者建议就此“打两张牌”：在中国内地继续加速现代化（因而必须扫除传统文化的羁绊）；在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借后现代思潮对非西方文化的青睐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注5〕西传的中医看来能成为“两张牌”策略的理想筹码。
　　笔者却对此有些忧虑：现代传统、对内对外双重价值策略似乎会加深中国内地居民与西方社会居民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互相间的隔阂与偏见，特别会危害前者在此问题上的诚信。而西方居民被培养出来的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医的憧憬，会在往现实中国的“朝圣”途中被击得粉碎，从而可能由热爱转变为憎恨。
　　以中医为例，目前所谓的“世界中医热”，并不与中国内地中医的状态相对应（与西医相比，中国内地中医呈倒退趋势）〔注6〕，更不标志内地媒体所一厢情愿的中国文化“复兴”，因此“中医热”其实与中国关系不大，基本上是西方媒体媚俗宣传的结果。从西方的中医还很稚嫩，实际疗效尚待提高来看，它在当地的声誉显然过热了。本来，西方思想界精英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极为睿智，但这些“酵母”被大众媒体催化后急遽膨胀，在西方居民中形成对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及中医）的美好想象。这对非西方社会来说是一个陷阱，因为当前世界的格局使它们好像注定要经由西方强势文化的折射，才能“走向世界”，于是不得不让自己的文化产品适合西方大众浮躁的口味。不过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往往使最终走向世界的还是西方文化，而它们自己则只不过成了其中的点缀；就像“蓝调”音乐、“非洲风”时装表达得更多的是白人文化而不是黑人文化。中医靠“打两张牌”走向世界，恐怕也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原意相反，造就出一个代表西方文化的“中医”，甚至还会与本土的中医发生文化冲突。这些在法国中医业者中已初见端倪，他们注意到“两张牌”造成的反差，开始对中国内地的中医乃至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反感。对此，人类学家也许能找到补救办法。
　　由于人类学研究特定社会中居民行为背后的文化规则，而对“他者”的了解又提供了观察本文化的视角，所以关于对方的人类学知识不但可以使中国内地居民与西方社会居民不再纠缠于对方社会里“中国文化”（中医）的真、假和好、坏，又能使二者对自己重组“中国文化”时所遵循的规则有所自觉。这也就是传统人类学所注重的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他者、看待自己。如果人类学者们能更多地将研究成果让研究对象分享让“他者”了解自己在其他“他者”眼中的形像，就像笔者尝试过地那样，将自己在法国所见、所思转述给法国居民，让其了解他们所重组的“中国文化”、“中医”在他者特别是在中国居民眼中的“怪异性”，则更多了一条不同文化区居民互相沟通的渠道。只有在人类学知识充分使中国与西方居民互相知情的前提下，有关中国文化及中医的“两张牌”策略才有可能是无害的。
　　当代的人类学家，应当能够不再扮演历史上不光彩的殖民者助手的角色。笔者不希望自己的研究仅仅成为“中医国际化”的一次勘探，而是希望通过这次尝试使中医跨文化后的多样性得到理解与容忍。另外，更希望借此引起中国人类学者研究西方社会的兴趣，从而消除人类学研究上的这一“盲点”。
　　注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06711页；
　　注2：MichelFoucault，TheOrderofThing：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Vintage，NewYork，1973，p。XV；
　　注3：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9页，第126130页；
　　注4：上海中医学院等，同上，第6474页；
　　注5：王才勇，同上，第201页；
　　注6：贾谦等，《中医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3。
　　贺霆，原国内西医内科医生，后在法国留学并定居。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研究法国社会居民与中医有关的行为，并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XavierBichart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巴黎第七大学人文学院及尼斯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授课。2006年起在广州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北京大学作讲座，现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西方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