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城市包围农村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

　　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韩少功讲述了选择此地的理由。
　　在乡土中国，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精英离开乡土之后常年在外，不可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更不可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乡亲父老保持密切往来。但默认的告老还乡传统，与明文规定的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需要离职回乡，守墓三年）使得精英和乡土之间保持一种较为顺畅的联系，精英不至于脱离群众，群众也不用通过信访就可以将民情转达给高层。陶渊明由于不堪忍受上级的检查评估，辞官归田，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传说。有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有经济问题，因此在督邮来临之际畏罪潜逃，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单就隐居的陶渊明是逍遥快活还是红尘难忘，就存在很多争议。主流的看法是前者，施蛰存先生则指出：“采菊东篱下”，必然要转过头才能望见南山，这种姿势不可能“悠然”；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昔欲居南村”，也证明他“身在东篱，心在南山”，是因为南山有着诸多牵挂。按照这种解读，陶渊明的隐居很有可能只是一次不得已的战略撤退。
　　有人把韩少功称作21世纪的陶渊明，韩少功表示自己“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不赞同把归田与“失意”联系在一起。确实，陶渊明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韩少功不仅没有衣食之虞，还可以在家上网，开着捷达出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无可非议，对此过于计较，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批判。但是，当他在《山南水北》里深情地写道：“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这种自我崇高化的表述，就值得怀疑了。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等于农民的生活么？融入山水是有条件的，韩少功可以到处为自己居住的地方选址，农民却只能在他出生的地方终老，没有选择（当然，现在还可以出门打工）。如果像绝大多数农民那样，流汗劳动却没有热水器和自来水洗澡，接近土地和五谷但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还会有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最本真的感受么？虽然韩少功表示自己“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他接下来还是忍不住“矫情”地将乡土和城市对立起来，痛说家史，证明自己返乡之心早已有之。陶渊明通过否认欲望来缓解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韩少功则是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否定欲望，
　　城乡对立的模式由来已久，有的把城市等同于现代文明、认为乡村愚昧无知，有的相反，把城市视为异化的空间、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家园。韩少功属于后者，把城市视为欲望之都，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文章里不时出现城市（都市）如何如何、乡村如何如何。韩少功之踵，在于他的写作实践和生活实践是背离的，在于他“城乡对立”的写作理念和“城乡合一”的生活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冬天到温暖的海南履行文联主席的职责，顺便买点蔬菜的种子，春暖花开的时候回去耕种。韩少功“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是农家生活，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生活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在城市里积累下来的各种资本，如果不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城乡之间，田园生活很有可能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韩少功“务农”的住处，是城市在乡村的一块飞地，就像很多城市楼盘开发的田园景观。
　　韩少功获得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农家乐”获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与“农家菜”获得广大食客的好评，殊途同归。韩少功曾经感慨：“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描写“务农”生活的《山南水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乡之风。
　　韩少功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城乡差别”，他也会稍微批判一下乡村，承认“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接着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他自问自答：“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按照惯例，不偷不盗不抢不杀人应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做人底线”，但在“城乡对立”的框架下，只要不在家乡胡作非为，“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事情，不但没有残酷的血腥味，还表现了罪犯的人情味。“兔子不吃窝边草”居然成为“做人底线”，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城乡对立”像是阶级矛盾，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个框架使得韩少功的叙述简单又充满快意，这也是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叙述方式。
　　相比大段大段感情丰富的描述，《山南水北》里那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更值得关注，比如他和邻居的“冰箱外交”和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比如非典时期的朴素防疫观。如果不是韩少功的文字充满简单的“城乡对立”，他那种“城乡合一”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多值得非议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他还曾兼任龙口市委副书记）的文字和行动更为分裂。
　　张炜在小说和散文里无数次地呼唤田园乌托邦，终于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书院网站的资料：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二期工程占地50余亩，已建面积750平方米的第二研修部，预建面积3500平方米的学者公寓及五座点式楼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栾河入海口（江河入海口为“浦”）附近，因此得名。韩少功一度打算用青砖修建乡居，但不是工艺失传，就是造价太高，他最后感慨“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但从万松浦书院的规模来看，似乎是不计工本的。现在无法得知它的造价究竟是多少，李锐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一期工程就用了3000多万，张炜对此不置可否，而是使用了一套外交式辞令，表示书院是“国家财产”。书院在自我介绍时又特别强调“独立的院产”，“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独立的院产”，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
　　最让我震惊的还不是书院造价，而是张炜的《筑万松浦记》。这篇散文充满他一贯的抒情文字，其中几句漫不经心的话却显得格外刺目：“事至半截有野夫纠集一起，有零零散散的阻拦，这些当不出预料。有人出面化解鼎力相助，更是感激在心。”这段文字过于春秋笔法，让我这种迟钝的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究竟。我只能这样“翻译”：在万松浦书院修建过程中，有些当地居民阻拦书院修建，有关部门出面帮助张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地居民为何阻拦书院修建，是愚昧无知，还是利益受到侵害？有关部门如何鼎力相助，是打压恐吓，还是合理赔偿？这些细节张炜都一笔带过，只告诉读者“野夫”试图阻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实践，最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果然是微言大义。再看看《筑万松浦记》的其它章节，不时地出现安静、心灵、梦想、静谧、祥和等等超凡脱俗的词汇，不过在“野夫”的映衬下这些词汇让人无法信赖。
　　“不追虚名，不恋热闹，不借威焰”，张炜的“三不原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如何？2005年春天，围绕“精神的背景”包括李锐的质疑产生争论的时候，万松浦书院的网上论坛以“不以院长为话题形成热点和焦点”为由，拒绝了相关帖子，张炜谦虚地表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利用公器炒作自己之嫌”。可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点击了这个“公器”网站的首页，赫然看到这么一行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长篇《刺猬歌》，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评论称之为‘一本奇书’，更是一本怪书！先睹为快”张炜在《筑万松浦记》里如此描写自己理想中的读书处：“沉着安静、风清树绿；一片自然生机，会助长人的思维，增加心灵的蕴含；这里没有纠缠的纷争，没有轰轰市声，也没有热心于全球化的现代先生。”万松浦书院是这么一个理想去处么？只怕风已止而树欲动。
　　虽然韩少功和张炜只是作家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拥有不少忠实读者，这也说明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不是消失了，而是正在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隐蔽方式进行战略转移。“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韩少功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夫子自道，他的行为与他所说的“富人”如出一辙。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从城市回到乡村，而是一边在生活中试图“城乡合一”，一边制造着“城乡对立”的文字。当代文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修练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只是以否定欲望的形式一步一步让欲望升级。否定常见的欲望方式，给现代文人提供了超越一般公众的道德感。同时这不等于否定欲望，而是对欲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现代文人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