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波：透视当下中国的“孔子热”

　　中国人热炒大国崛起，由经济崛起发展为文化崛起。在国内，继“读经热”、“祭孔热”、“儒教热”之后，央视“百家讲坛”掀起“读孔热”；在海外，投资大建“孔子学院”，让孔圣人在海内外连成一线，“孔子热”愈演愈烈。
　　在这种热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崇圣传统的复活。
　　最近一年，央视“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掀起了风靡全国的“于丹热”。一方面，电视传媒成功地把孔子时尚化商业化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摩登孔子”），有关孔子的各类书籍已经变成书业中高盈利品种，各类国学班和读经班也是高盈利项目（比如，清华的“国学班”学费每人26000元，复旦为每人38000元，少儿读经班更是收了天价）。另一方面，于丹讲孔子，是古人大话与流行歌词相混合的语言叫卖，她对孔子的任意而浅薄的解读，为“儒教复兴热”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按照于丹的《“论语”心得》解释的孔子精华，人人都可以在犬儒心态中活得滋润无论遭遇到什么，只要不抱怨，而是逆来顺受，就能随遇而安，活出幸福。
　　正当于丹掀起的“读孔热”持续升温之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以考据功夫对孔圣人进行了“祛魅”式还原。他在《自序》中谈到自己读《论语》的态度：“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崇圣、不媚众的求实态度，李零才会打破绵延二千多年的崇圣尊孔传统。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
　　李零读《论语》的水平，无论在考证上还是在释义上，都远远超过浅薄而随意的于丹。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李零，对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孔子，也颇多感同身受的温情理解。他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因为“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然而，李零的丧家狗之论，犹如投进“孔子热”和“国学热”的大石头，激起儒家卫道士的群情鼎沸，围攻的口水四溢泛滥，甚至不乏恼羞成怒的谩骂。呵斥为“愤青”者有之，判定为“末世论”者有之，有人甚至没有读过李零的书就将其斥为“垃圾”。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李零读《论语》的书名为“丧家狗”。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新儒家对孔子的崇拜，已经到了“孔圣人”碰不得的地步。亏这些当代儒家的手中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有，大概又要回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了。
　　李零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他读《论语》，不是读圣贤书，而是研究历史；他考证出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找不到归属的知识分子。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其实，李零的“丧家狗”之说，不过是还原了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惶惶然状态。李零把“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而依我看，用“丧失精神家园”来评价孔子都是抬举。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为了寻找为权所用的家园。他一心想做“帝王师”而不得，是找不到权力归属的“丧家狗”。如果他当年能够找到重用他的帝王，他也早就变成权力的“看门狗”了。
　　“丧家狗”的发明者也并非李零，而是古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本人也认可这种评价。孔子周游列国跑官，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他在极度失望中愤愤地感慨到：“吾道穷矣！”“天下莫能容！”
　　所以才有后人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评价。但在卫道士们看来，孔子自称“丧家狗”是圣人遗训，饱含着种种治国育人的微言大义；而李零称孔子是“丧家狗”就是大逆不道，是不值得一阅的“垃圾”。甚至有“愤儒”直呼“李零老师疯了！”
　　无论当代崇圣尊孔的儒者们多么鄙视李零的《丧家狗》，但在我看来，李零读出的孔子，特别是那篇平实而出彩的《自序》，已经胜过蒋庆等新儒家关于孔子的所有言说。所以，一些著名学者对《丧家狗》给予很高的评价。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说：“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说：“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访谈中，称赞李零读《论语》的严肃、考据学工夫、消解神圣化和批判精神。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0712）一文中说：“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在有着悠久崇圣传统的中国，古今卫道士眼中的孔子，是不容质疑的圣人，是历代帝王之师，是拥有道统至尊的“素王”，是皇帝们都要叩拜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是被康有为和孔教会尊为“教主”的神，如今又被新儒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孔子说的每句话，既是治国醒世的箴言，也是修身养性的指导。最夸张的说法，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今天有“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之论，更有“不读孔子，无以为人”之说。当代儒家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而且是借洋人以自重的假新闻：1988年世界各国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
　　面对拜圣者的走火入魔，恕我对当代儒家说句糙话：在你们眼中，孔子既然已经成圣，那就放个屁都沉甸甸、香喷喷。崇圣者已经迷失到分不清家常话和微言大义的区别，把《论语》中的家常话当作微言大义来读。比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家常话，有什么微言大义，犯得着浪费那么多智慧注释两千多年、至今还在注释吗？正如周作人在《论语小记》所言：“《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德国大哲黑格尔也认为《论语》不过是常识性的道理而已。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命运，犹如得不到权力垂青的丧家之犬，那么，汉武帝钦定“独尊儒术”之后，孔老二变成孔夫子，丧家犬遗骸就变成维护皇权独裁制度的“看门狗”。由于儒术有利于皇权统治，所以儒家的“看门狗”地位也还算稳固，一坐就是二千多年。而当读书人的偶像被官权捧上了天、甚至变成皇家祖庙里的镀金偶像之时，恰恰是中国知识人及其思想堕入地狱、变成权力的婢女之时。正如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之后悲愤地感叹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直到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传统的制度及意识形态才开始急剧衰落，辛亥革命终结了传统帝制，作为皇权独裁意识形态的儒家也失去了制度依托，再次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尽管，也有过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尊孔大戏，但那不过是过眼烟云的闹剧，因为传统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丧失了权力依靠，是传统儒家的大不幸，使皇权的看门狗变成了流浪狗。但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读书人从“看门狗”再次变成“流浪狗”，却是中国知识界的大幸。因为，不再依靠独裁权力支撑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浪狗”命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随着中共极权统治君临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连“流浪狗”都当不成了。大部分沦为被穷追猛打的“落水狗”，少数幸运儿变成毛泽东政权的“看门狗”。比如，在民国时期敢骂蒋介石的郭沫若，却在1949年后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
　　孔子在现、当代中国命运颇为诡异，先后经历了两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四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反激进主义的思潮，把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和毛泽东的反传统一勺烩，同样作为激进主义革命加以抛弃，而全然不顾两次“打倒孔家店”的完全不同。
　　首先，两次反孔运动的发动者完全不同。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民间文化运动，其发动者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派的器物不如人和维新派的制度不如人，而深入到文化不如人的层面。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是自上而下的由独裁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其发动者毛泽东不仅握有绝对的权力，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独尊地位代替所有其他的思想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
　　其次，两次反孔的性质完全不同。五四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发起“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革命，针对不是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的孔子，而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孔圣人，是为了打倒作为独裁皇权“看门狗”的儒术。而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没有任何文化诉求和弃旧图新的动机，而完全是基于捍卫自身权力的政治需要。他把批孔作为党内权争的政治工具，既是为了彻底批臭林彪，也是为了警告“党内大儒”周恩来。
　　也就是说，两次打倒孔家店有着本质的区别：手无权力的新型知识人与手握绝对权力的当代秦始皇之间的区别，自发文化运动与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区别，为古老中国寻找文化出路与为巩固绝对权力而整肃异己之间的区别。
　　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赞同五四时期作为自发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但我坚决反对文革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打倒孔家店”。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称孔子为“摩登圣人”，也是在批判帝制中国的崇圣传统。他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崇圣传统堪称最大的文化造假工程，由历代帝王和御用文人共同参与建造。被历代帝王和大儒们“封圣”的孔子，早已远离了真实的孔子，堪称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其实，认真读读先秦诸子就会发现，被尊为圣人孔子，实为先秦诸子中最平庸的道德说教者。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没有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平民关怀；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缺少大智慧而只有小聪明，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入，
　　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零先生读《论语》的真意，一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发。该书虽为还原“真孔子”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剥去了历代儒家赋予孔子的虚幻圣贤之皮，但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直接质疑“读经热”和“尊孔热”，间接质疑所谓的“大国崛起”。李零眼中的孔子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是在批判拿孔子当救世主的当代儒家。正如李零自己所言：“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有兴趣。”“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二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总想与权力套近乎的传统，因为现在的儒家正急于与当权者套近乎。他们独尊儒学，呼唤儒教，并非注重儒学对重建国人道德的作用，而是注重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功能，为的是实行政教合一的王道；他们把孔子推上“帝王师”或“国师”的地位，呼吁把儒教定位“国教”，希望政府以行政权力大树特树孔子，实际上是这些新儒家想扮演当代的“帝王师”，进而变成柏拉图式的手握大权的“哲学王”。于是，新儒家重塑的孔子是向汉武帝时代的倒退，意欲再来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孔子，是在复活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人格神”的传统。
　　李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满怀乌托邦理想知识分子，只有作为独立于权力的批判力量才是本份，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权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恰恰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李零说：“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很狂妄，自以为“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自许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建立起人间天堂。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还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当作座用铭，说明了中国士大夫狂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
　　正是基于此，李零告诫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必须与权力保持距离，放弃“帝王师”的野心，抛弃把古代经典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以维持知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激发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力。正如李零在《自序》的最后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知识人，仍然象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那样，无法摆脱甘当他人走狗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无人赏识时如同“丧家之犬“，得到垂青时犹如中彩的“看门狗”。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为人间皇权的永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仁治外衣。帝王们当然看得出来这件外衣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也就是如何变成“好奴才”的传统。正如毛泽东对知识人的定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人来说，首要的责任并非维护一种靠独裁权力支撑的崇圣传统，而是摆脱依附权力的御用地位，承续自五四以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