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新：“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为后来苏轼的“以文为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唐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后世论者多认为“以文为诗”始于中唐的韩愈。宋人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蔡梦弼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草堂诗话》卷一）陈寅恪先生也说：“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也。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论韩愈》）〔1〕（295）论者还称赞其代表作《山石》，“确乎可算作以文为诗的代表作”。〔2〕（162）当笔者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以文为诗”并非始于韩愈，而是始于早韩愈400年的陶渊明。
　　所谓的“以文为诗”，即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所谓“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草堂诗话》卷一）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
　　先说陶诗散文化的篇章结构。诗人在叙事的时候，往往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叙述事件的起因、发展及结果，用语朴实，简洁明了，所谓“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文心雕龙？章句》）如：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乞食》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饮酒》（其九）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其二）
　　明人许学夷说：“诗与文章不同，文显而直，诗曲而隐”。（《诗源辨体》卷一）《乞食》写诗人为饥饿所驱、出门乞贷的光景，就事而写，开门见山；清人温汝能说：“起二句谐甚、趣甚，以下求食得食，因饮而欣，因欣而生感，因感而思谢，俱是实情实境”；（《陶诗汇评》卷二）“叩”“拙”二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不只是言行动作，还伴有丰富的心理活动。《饮酒》（其九）以清晨的叩门声发端，依次写来，亲切自然，纯朴动人；《移居》（其二）与乡民的亲密关系，用笔闲淡自在，在不经意中见出深情。前人评说《移居》（其二）说：“公之和易近人，亦即于诗见之”；（清？高静评选《看诗随录》卷五上引）“吐属雅令，句法高秀”；（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直是口头语，乃为绝妙词。极平淡，极色泽”。（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其实这也正是散文化叙述方式带来的好处。
　　有些时候，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诗人又采用先总述、后分述的方式来结构篇章。如：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责子》
　　《饮酒》（其五）总述之后使用设问方式，自问自答，然后围绕中心，逐层深入。清人温汝能说此诗：“得力在起四句，奇绝妙绝，以下便可一直写去，有神无迹，都于此处领取”；（《陶诗汇评》卷三）丘嘉穗说：“首四句，三句一呼，一句应之。‘采菊东蓠’以下俱申明‘心远地偏’之意”；对于“而无车马喧”中“而”字的使用，丘嘉穗说：“‘结庐在人境’，宜有车马之喧，而竟无之，是以‘而’字作转语用，两意抑扬相拗，便觉‘而’字有力。”（《东山草堂陶诗笺》）在《责子》诗中，诗人也是先总述，然后由大到小，依次分述，通过戏谑的口气，表现5个儿子的情态，从中可见出诗人的慈祥、温和及舐犊深情。
　　陶诗散文化的句法则主要体现在对特定语境下不同句式的选择、使用上，如：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其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
　　《五月旦作和郭主簿》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饮酒》（其三）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己酉岁九月九日》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
　　《和刘柴桑》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桃花源诗》
　　“孰是而以”，属于散文中的假设句式，诗人强调的是劳动对于生存的重要性；类似的句子有“世间有乔松，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孰”属于散文中的因果句式，指出生死是自然常理，有其生必有其死。“所以岂”，属于散文中的反问句式，诗人提醒人们：今生今世对于生命弥足珍贵，把握住了今生今世，也就把握住了幸福，明了了生命的奥义；类似的句子有“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饮酒》其九）“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何以？”属于散文中的设问句式，自问自答，早明自己的快乐之所在；类似的句子有“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悲从弟仲德》）“丹木生何许？乃在密山阳。”（《读〈山海经〉其四》）“胡（何）”，属于散文中的疑问句，表达的是对久违家乡的思念之情；类似的句子有“今我不为乐，知由来岁不？”（《酬刘柴桑》）“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虽（但是）”，属于散文中的转折句式，则突出了桃花源世界中的人们生活的自然自如，完全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干预、挤迫；《唐子西文录》说：“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陶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由此可见出陶诗“造语之简妙”，“盖晋人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陶诗“造语之简妙”的特点，正是散文句法使用的结果，所以许学夷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诗源辨体》卷八）《童蒙诗训》说：“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指的就是陶诗中散文化句法的自如使用。
　　散文化的章法、句法之外，陶诗中虚词、虚字的妙用，堪称一绝，起到了刘勰所称许的虚字之效能：“之、而、于、以、者，乃扎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文心雕龙？章句》）虚词、虚字的妙用，冲淡了诗句固有的稠密、凝重，为陶诗带来了一种清新、疏雅之美。如：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杂诗》其八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有会而作》
　　3个甚至是4个语气词的连用：“也可奈何”、“已矣夫”，表达感情更为强烈和鲜明，当时诗人或无可奈何或果敢决绝的神情、态度宛然如在目前。清人方东树评《有会而作》说：“读此乃见公用笔之变，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测。后人学陶，意腐语直，势平语钝，安能梦见！”（《昭昧詹言》卷四）不要说3个甚至4个语气词连用，就是“得一字之助”，陶诗同样能显出异样的风采：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
　　“良苗亦怀新”写良苗贪恋新春，诗人一个虚字“亦”的使用，不仅赋予“良苗”以人的感情，同时也把洋溢于诗人心头的喜悦表达出来了；苏轼说这两句“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题陶渊明诗二首》，见《苏轼文集》卷五）南宋张表臣对这两句也深有体会：“仆居中陶，稼穑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猎猎，禾黍竞秀，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珊瑚钩诗话》卷一，见《历代诗话》上）洪洁亮说：“余最喜观时雨既降，山川出云气象，以为实足以窥化工之蕴。古今诗人，虽善状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节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庶几近之”。（《北江诗话》卷一）沈德潜也指出，“公何句最佳？余答曰：‘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亦一时兴到也”。（《古诗源》卷九）“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中的“亦”字含蕴同样丰富，颇堪咀嚼，既写出了诗人推及万物的慈爱之怀，又写出重归隐居的欣慰之情；刘熙载说：“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艺概？诗概》）再如“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挽歌诗三首》其三）一个“或”字、一个“亦”字，写尽了死的悲凉和寂寞，读来让人心惊；温汝能评说“以浅语写深思，更耐人咀味不尽尔”。（《陶诗汇评》卷四）清人张谦宜说：“陶诗句句近人，却字字高妙，不是功夫，亦不是悟性。只缘胸襟浩荡，所以矢口超绝”；（《絸斋谈诗》卷四）
　　此外，钱钟书先生认为，陶诗中的“以‘之’作代名词用者亦极妙”，〔3〕（73）如“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在陶渊明众多的诗作中，《止酒》一诗可以说是陶诗“以文为诗”的典范作品：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坐止高荫下，步之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止酒”，即停止饮酒。此诗中每句都有一“止”字，在句中有些有义，有些无义，当是游戏之作。诗中大量使用“止”字，而且虚实相间，显然是诗人有意使用散文句法的结果。明人张自烈说：“错落二十个‘止’字，有奇致”；（《笺注陶渊明集》卷三）清人吴瞻泰说：“王堂曰：一句一‘止’字，创调。瞻泰按：以上六‘止’字，陪下‘止酒’二十‘止’字，只以‘平生不止酒’一句为主，末二‘止’字又开一径，出奇无穷”。（《陶诗汇注》卷三）丘嘉穗认为：“昌黎《落齿》诗，似效此”。（《东山草堂陶诗笺》）从前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因此钱钟书先生说：“渊明《止酒》一诗，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韩愈有意模仿陶渊明，“夫昌黎五言句法，本有得自陶渊明者”。《落齿》为五言古诗，全诗36句，从叙述方式、口语化的语言及其戏谑的风格上看，都酷似陶诗。余如《南溪始泛》、《秋怀》、《晚菊》等篇，
　　钱钟书先生认为“词意亦仿渊明”。〔3〕（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文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散文化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的使用，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给陶诗带来一种自由流畅、朴实明净、天然入妙之美。“以文为诗”虽然是在中唐的韩愈手里进行的，但陶渊明显然已开其先河，而且成就斐然。
　　需要说明的是，在陶渊明之前并不是没有人用散文的叙述方式以及虚词、虚字入诗，而是没有人像陶渊明这样系统、自觉、有意识地“以文为诗”，并因此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如《诗经？国风》就喜欢重复使用虚字：“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邶风？绿衣》）“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子之故，胡为乎中露？”（《邶风？式微》）“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邶风？旄丘》）汉乐府中的一些篇章有时也采用散文式的对话方式叙事：“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东门行》）又如（《病妇行》、《孤儿行》使用的也是散文的句法。总的说来，陶渊明之前诗歌中散文手法的使用是非自觉的、不成系统，而且多为民族。据此我们有理由说，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以文为诗”，陶渊明无疑是首开风气的。陶渊明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当然会从《诗经》、汉乐府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陶诗“以文为诗”的特点，钱钟书先生称之为“通文于诗”。钱先生说：“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张”。〔3〕（73）陶诗修养深厚，有独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息，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4〕（79）陶诗的这个特点是最适宜于用散文的章法、句式、语气来表现的，其实这也正是陶诗“以文为诗”的重要原因。台湾学者邓中龙在《六朝诗的演变》一文中特意辟出“作散文诗的陶潜”一书，说：“陶渊明，是4世纪末年到5世纪初年的一个大诗人。他大胆走上中国诗坛，用他的智慧加上勇气毅然地抛弃了那些旧酒，另外把新酒注进了这个五言古诗的旧瓶里。”“陶诗，很明显的抒情，很朴素的描景，从不假手于辞藻的堆砌，也不乞灵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将陶诗综合研究，可以说：他是有意把诗散文化的。把诗散文化这一点，是陶诗的基本精神，亦为研究陶诗者所必须注意，否则，就不可能了解陶诗。既然有意把诗散文化，自然用不着堆砌，也自然用不着排偶，因此，他乃能独创一格，另辟新路。”〔3〕（3132）此论是颇具慧眼的，指出了陶诗艺术研究的关键之所在。“以文为诗”的运用，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贴近人心，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它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朴素自然的诗歌风格协调一致、妙合无间。应该说，“以文为诗”是陶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