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忙有：杜诗“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新解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是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的句子，既无冷字，亦无僻典，似乎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这两句诗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颇值得探讨。目前数十家的解释，几乎是众口一辞。无需一一引述，摄其有代表性的几家看看就可以了。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的《唐诗选》注云：“‘官渡’，泾渭两水的渡口，在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从长安到奉先，先经骊山，折北至昭应县渡泾渭两水，再改道北行。”该所古代文学室唐诗选注小组编注的《唐诗选注》云：“泾渭：陕西省境内的两条河名，它们在临潼县境内汇合。”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亦云：“北辕二句：杜甫此次旅行的路线是：出长安东经昭应（今陕西省临潼县），又从昭应北渡泾渭至奉先。泾水和渭水合流于昭应，称为泾渭。”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说：“于是北渡浊泾辛苦而至奉先。”除了山东大学中文系选注的《杜甫诗选》等极少数注释说得较含混以外，持此说者，还有很多。这些说法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还是望文生义，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
　　正确解释这两句诗，对于赏析全诗关系甚大。为了确切理解这两句诗的真正涵义，首先应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泾渭二水究竟在什么地方合汇？这个首要问题弄清楚了，其他疑难便会迎刃而解。渭水流入陕西后，东向经宝鸡、咸阳两个专区，从西安北境流经高陵、临潼，到渭南专区潼关流入黄河。泾水乃渭水北面一个较长的支流，进入陕西后，向东南流至高陵县境汇入渭水。《高陵县文物志》载：“高陵县马家湾乡泾渭堡，即泾渭河流的合汇之处。”（笔者按，下同。泾渭堡即陈家滩。）
　　现在的情况如此，古代怎样呢？先追溯一下历史上的情况。清代〔光绪〕《高陵县志》载，泾水“至船张村入渭”。〔雍正〕《高陵县志》、明代吕冉纂修的《高陵县志》、刘杰于弘治庚戌（1490年）纂修的《刘志》均记载，泾水至县上马渡合于渭。元代李好文编撰的《长安志图》书中绘泾渭合汇处于高陵李晟墓西侧。可见，清、明、元三代泾渭合汇处在高陵县境而不在临潼县境。
　　宋代与唐代一样，临潼在渭水之南，渭水北面尚有个栎阳县。宋敏求的《长安志》中，临潼、栎阳未有泾水的记载。在高陵县下明确写道：“泾水西南来自泾阳界合渭水。”南宋郑樵主编的《通志》记载：泾水“东南流至永兴高陵县入渭。”朱熹的《诗经集传》在对《谷风》“泾以渭浊”句的注中亦云：泾水“东南至永兴军高陵入渭。”可见，有宋一代，泾渭合汇处一直在高陵县境而不在临潼（含栎阳）县境。
　　历代如此，关键是唐代怎样？
　　先交代一下临潼县在唐代的沿革简况。今临潼县渭水之南，原为“隋新丰县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省新丰县，改会昌为昭应。”“宋祥符八年改县曰临潼。”
　　关于泾水，唐人李吉甫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有较详细的记载，云泾水入陕流经数县后，经泾阳“县南七里，又东南入高陵县界。”高陵县以下泾水无记载。由于该书较为简括，没有明确记下唐代泾渭在何处交汇，加之图的部分在北宋就亡佚了，因此关于泾渭唐代在何处交汇就成了个谜。《唐六典》虽云：泾水“至京兆入渭”，但京兆范围太大，叫人无法确指。会不会像有人讲的：泾河“于高陵县泾渭堡前注入渭河。从地形上看，在泾渭堡之东有明显的槽形洼地，卫片上亦有反映。如果这些槽形洼地是泾河的遗弃河道，那么泾河入渭口则由东向西偏移。”
　　一千二百多年来，沧桑巨变，泾水入渭口肯定有变化，但是自唐至今泾渭合汇处一直在高陵县境，甚至可以断言，一直在高陵县境的今耿镇以西却是无庸置疑的。尽管《元和郡县图志》没有明确记下这一点，但是唐代的其它著作对此却有明确的记载。
　　（1）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解释了《书禹贡》的“泾属渭汭”句后曰：“《地理志》云：泾水‘东南至冯翊郡阳陵县入渭’。”对《诗经邶风谷风》的“泾以渭浊”句，其〔疏〕亦云：“又引《地理志》云：泾水‘东南至京兆阳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泾水入渭也。”
　　（2）曾协助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颜师古在对《汉书》中司马相如《上林赋》“出入泾渭”句的注中说：“泾水出安定泾阳升头山，东至阳陵入渭。”
　　（3）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史记》中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出入泾渭”句的注中亦曰：“张揖（按：三国时魏人）云：‘泾水东至阳陵入渭。’”
　　阳陵县，即今高陵县境西南部。《高陵县文物志》据《元和郡县志》和《长安志》指出，“高陵本秦旧县。”秦始皇统一天下，“高陵为秦王朝的畿县，县名依旧，而将其县地西部改设弋阳县，大致辖今马家湾乡及咸阳的东北部。”“景帝五年（前152）在弋阳县为景帝建造陵寝，陵名阳陵，弋阳县于是改为阳陵县。”《汉书地理志》载，高陵县为左冯翊所辖的二十四县的第一县，为左辅都尉治，阳陵县为其第二十三县。可见，阳陵县在西汉时已与高陵县并列，并非高陵的更名。东汉时，阳陵县曾改隶京兆尹。由此可见：泾渭合汇处唐代不在与昭应（临潼）接壤的高陵县东南部，而在高陵县西南部的故阳陵县境内。
　　（4）唐开成五年（840）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是从泾渭合流处的东面的唐东渭桥进入长安的。园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用日记体裁详细记述了他们于开成五年七月一日开始从今山西五台山赴长安的经过。八月十三日从蒲津关过黄河浮桥，西向经河西县入陕
　　十九日，南行卅里，到京兆府操阳县断中。南行卅五里，到高陵县渭桥。渭水阔一里许，桥阔亦尔。
　　园仁在叙述了过东渭桥后，接着写道：
　　过桥南行五里，到三家店佛殿宿。廿日早，南行廿五里，到万年县灞桥店断中。灞水本从终南山来，入渭河。斋后，从灞桥南行十五里，到浐水桥。浐水从终南山来，入于渭河。灞、浐两水向北流去，水色清。唯未问得泾水。
　　不言而喻，泾渭合汇处唐代不在高陵县东南东渭桥东面和桥下，亦不在东渭桥西面附近。若泾渭合汇处在东渭桥东面，那南辕的园仁一定会记下“就泾渭”的情况。若在桥下，或在桥西面附近，园仁也不会发出“唯未问得泾水”的感叹！可见，泾渭合汇处唐代的确在东渭桥西面较远处。为了核实这一问题，笔者于1989年5月5日专程到高陵县泾渭合汇处一带考察。笔者从耿镇北面今渭河桥北沿渭水北岸向上追溯，由公路向西到东庄子村，再到下马渡，再到上马渡，由该村村西向南，便来到泾渭交汇处。此处在上马渡村西南，船张村东南，泾渭堡正东。因此，说泾渭交汇处在上马渡也对，在船张村也对，在泾渭堡亦对。可见从明代弘治庚戌至今五百多年来，泾渭交汇处没有大的变动。船张村东南靠今泾河处有一南北向断岸，很可能是古代泾河南流入渭时的遗弃河道的东岸。唐东渭桥遗址在今耿镇东面三里处，可知唐代今耿镇恰在渭水之中。据此可以推断，唐代的泾渭交汇处约在船张村正南与耿镇正西的相交处。今泾渭交汇处距耿镇渭河大桥北桥头“6。5公里”，可知唐代泾渭交汇处距东面的东渭桥将近10公里，距临潼的骊山约25公里，难怪园仁会发出“唯未问得泾水”的感叹。
　　不仅如此，唐代以前泾渭交汇处也有明确记载。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得太具体了，致使今天已难确指其地。但郭璞在《山海经》注中明确指出：“今泾水至京兆高陵县入渭。”张揖亦云：泾水“东至阳陵入渭。”甚至汉代辛氏《三秦记》也明确写道：泾水“至京兆高陵县而入渭水。”
　　由以上考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泾渭合汇处从汉代至今一直在高陵县境内，而从来不在昭应（临潼）县境。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杜甫诗选》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注中，内蒙古大学等高等学校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注中，虽然都正确指出：泾渭合流于陕西省高陵县，但都没有对“过骊山”后如何“北辕就泾渭”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其二，杜甫过骊山后向北过的桥是不是唐东渭桥？有人认为杜甫此次过的正是唐东渭桥。“当诗人从骊山往北投向泾渭合汇处时，官渡已改换了地方。风雪中往返奔波，来到东渭桥（遗址在今高陵县东南白家嘴村附近，北面距渭河2500米处）边，从那即将倾倒的桥上与路人相扶提心吊胆地过了河。”说唐东渭桥“官渡又改辙”、“河梁幸未坼”、“即将倾倒”，这与事实大相径庭。唐东渭桥，据1967年在白家嘴村西南约300米处挖土取沙石时发现的《东渭桥记》碑残石与东渭桥遗迹可知：此桥是开元九年（721）11月8日修建的。建桥时唐玄宗非常重视，规定了完工的具体日期。东渭桥建成后，气势极为雄伟：“杭星柱，延虹梁，矗如长云，横界极浦。”可见，“唐东渭桥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此桥“是当时连接渭河两岸的一条纽带，通往长安城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因而是唐代兵家必争之地。”杜甫此次自京赴奉先，东渭桥建成恰好34周年，怎么会“幸未坼”？当然也不会“官渡又改辙”。据史书记载，只有元和八年（813）六月“渭水暴涨毁三渭桥，南北绝济者一月。”（11）此距东渭桥建成已92年。事实是在此之前，即杜甫自京赴奉先十年以后，公元765年，唐代宗为了抗击吐蕃进犯长安，曾命李忠臣屯兵东渭桥。杜甫自京赴奉先28年以后，公元783年朱泚叛乱，董秦、刘德信、李晟曾先后屯兵东渭桥。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自东渭桥抵京城攻贼。”（12）后因功被封为西平郡王兼中书令，死后葬当日驻军的地方。”（13）李晟墓“现距渭水畔仅有25米”“在高陵县白象村渭水桥北端偏东处。”（14）直到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还派其大将朱温屯兵东渭桥（15）。不言而喻，杜甫“过骊山”后如果真的过的是东渭桥，根本不存在“幸未坼”的忧虑。
　　再说杜甫从“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的中夜由长安出发，在路上“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备受辛苦，向东北奔波了六十多里，才“凌晨过骊山”，怎么又冒着风雪严寒从骊山东面向西北方向折回近三十里呢？即使在现代交通较方便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何况在古代呢？这与全诗诗意甚为牴牾。
　　还必须强调指出，杜甫自京赴奉先，并非一定要“先经骊山”，还有其他道路可走，甚至为捷径。这条捷径则是由长安向东过浐、灞后，即折向东北过高陵的东渭桥，再向东北可到奉先。这正是园仁由栎阳赴长安所走的道路。根本不须顶风冒雪由西南（长安）而东北（骊山），又由东南（骊山）折回西北（东渭桥）来回“往返奔波”。这样于情于理都令人费解。
　　若果“凌晨过骊山”是“实录”，那么杜甫此次从骊山向北可能过的是渭水上的某一座小桥。《杜诗详注》上提出的“便道”，可能不幸而言中。唐代昭应北面渭水上有无桥梁，史无记载，不敢杜撰。《长安志》载：栎阳县东西52里，“渭河西自高陵县界来入县界流入下邽。渭水渡七，西抵高陵县东至下邽县：田王渡、田家渡、周夏渡、圣力渡、万安渡、耿渡、孟渡。”《雍录》、《类编长安志》的记载与《长安志》所载大同小异。这七个渡口，除了耿渡、万安渡和圣力渡外，其它四个今天已难确指。正如〔乾隆〕《临潼县志》所记载的：“旧渡有田王渡、赵村渡、周夏渡、圣力渡、万安渡、孟渡，今废。”乾隆年间耿渡（又名景渡）尚为渭河上四个官渡之一。耿渡、圣力渡，因今尚有耿渡村与圣力寺村的存在，可知道个大约位置。万安渡，从《长安志图唐骊山宫图下》知道在戏水东面。杜甫此次自京赴奉先县，“过骊山”后也许从这三个渡口中的某一个北渡，因为这三个渡口皆在昭应东北，距奉先较东渭桥为近。渭水冬季水枯时，为了南北来往方便，附近百姓常常在各渡口临时架设简易木桥。杜甫赴奉先过的很可能是某一渡口的简易木桥，而绝非宏伟坚实的东渭桥。
　　原诗云：“北辕就泾渭，
　　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可见杜甫“北辕就泾渭”，明显地是要摆渡，不是要过桥（无论是东渭桥或否）；因为波涌如山渡口易地，所以稍移向西或东，走便桥过河。从情理上说，倘有宏伟坚实的东渭桥可以利用，杜甫绝不会先觅“官渡”。“官渡”上下，原有便桥（绝非东渭桥），但是：一，杜甫并不知有便桥（他虽移家居奉先，此次经奉先，也只是数经其地，对河上架设便桥与否，不甚熟悉，是可以理解的）。二，杜甫即使原知有便桥，但想河水太大，便桥可能已毁，所以他先觅“官渡”。官渡既已改辙，不得已又改走便桥，所幸的是便桥尚在，因此有“河梁幸未坼”句。
　　由以上考辨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杜甫此次“过骊山”后向北过的桥肯定不是唐东渭桥。
　　其三，从长安向东北过骊山赴奉先过不过泾水？弄清了泾渭唐代在何处交汇，这个问题已没有多费笔墨的必要。杜甫此次自京赴奉先，他诗中明明说是“凌晨过骊山”，由前考辨可知，骊山距西北的东渭桥近三十里，而泾水又西距东渭桥近二十里。因此“过骊山”后“北辕”的杜甫则根本与西北五十里外的泾水风马牛不相及。《杜甫年谱》既认为杜甫此次“往奉先时，经过骊山下，曾与汤东之郭给事同游灵湫游观后曾赋《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之诗”，又说杜甫过骊山后，“于是北渡浊泾，辛苦而至奉先。”显然是望文生义。
　　二
　　既然泾渭合汇处在高陵县境，为什么《唐诗选注》等却胶柱鼓瑟，望文生义注释为在昭应（今临潼县）合汇呢？翻阅一下前人的著述，这一疑问便得以解决。现存较早的《九家集注杜诗》（郭知达辑）和清初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均未对“泾渭”作出明确的解释。仇兆鳌于1693年编成的《杜诗详注》，集注杜之大成，论者誉为“这是所有杜诗注本中最为出色的一部”，对此两句才明确注为：“泾渭二水交会于昭应之北，故云‘北辕就泾渭’。其官渡改辙，在唐时亦迁徙无常，大抵在昭应之间，为奉先便道耳。”可见这个谬误的产生，主要是迷信古人，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正是清代学者滥其觞，今之释家扬其波。因为不如此解释，此两句便讲不通。说到迷信古人，还可举出数例。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对《诗经邶风谷风》的“泾以渭浊”句，对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出入泾渭”句的注中皆为：泾渭两水“至陕西省高陵县合流。”同是泾渭合流处，同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三处注释竟然不同，何也？孰是孰非？令读者何从？质言之，因两说所本不同。一说本《毛诗正义》与《汉书》、《史记》注，则曰泾渭合流于高陵；一说本《杜诗详注》，则云泾渭合流于昭应（今临潼县）。
　　三
　　既然杜甫此次自京赴奉先县，“凌晨过骊山”后，所“就”的不是泾渭合汇处，所过的桥也不是唐东渭桥，更没有“北渡浊泾”，那么，“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如何解释，才不与全诗牴牾呢？
　　黄庭坚赞誉“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杜甫对作诗要求极严，写好后反复修改，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憾”。前人对此诗颂扬备至，无一贬词。仇兆鳌云：“此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饰，更无疵句可议矣。”（16）据此可以断定，这两句诗所出现的疑义，肯定不是“诗圣”的失误。杜诗中写到泾水的有多处，如“泾渭不可求”、“浊泾清渭何当分”等都可解，唯独此两句与全诗牴牾，令人疑窦丛生。
　　那么这两句诗究竟如何解释才不与全诗牴牾，可能符合作者的原意呢？笔者不顾浅陋，提出下面几种新的解法：
　　第一，笔者怀疑在辗转传抄时很可能把“经”字误抄为“泾”字。尽管现存较早的南宋郭知达辑的《九家集注杜诗》上为“北辕就泾渭”，但只要了解了今存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在北宋是如何编成的，对笔者的愚见也就会表赞同了。冯至在《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中指出，与杜甫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杜甫去世不久，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言里说，杜甫遗有文集六十卷。金开诚，葛兆光在《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杜甫集》一文中也指出，“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宁，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手抄不易，即使在当时，这个六十卷本也是不易得到的。”唐代见杜甫诗“最多的如白居易，也只见过杜诗千余首。樊晃编的《杜甫小集》，只收了二百九十篇诗文。”由于散乱不齐会导致亡缺讹误，于是王洙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收集了樊晃序《小集》六卷等九种八十九卷，删去重复，定为千四百零五篇，定名为《杜工部集》。这是杜甫死后所编的第一个完整的杜甫诗文集。可是，原刻本今天已看不到了。不言而喻，在王洙编的《杜工部集》形成的二百六十多年中，由于印刷术尚没有发明，在辗转传抄时出现误字是不足为怪的。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倒数五六句，郭知达辑的《九家集注杜诗》为：“尚怜天南山，回道清渭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而黄希注、黄鹤补注的《补注杜诗》则改为“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杜集中这类例子是不少的。尽管“经”、“泾”二字偏旁不同，但辗转传抄时误“经”为“泾”的可能性极大。如前引《元和郡县图志泾阳县》条载：“泾水，西北自池阳县界流入，经县南七里，又东南入高陵县界。”北宋因袭《元和郡县图志》体例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卷26《关西道二泾阳》县条云：“泾水西北自池阳县流入，泾县南七里，东南入高陵县界。”（《四库全书》）两相对照，孰正孰误，明矣！《太平寰宇记》比《元和郡县图志》少了两个字，但恰好把经过的“经”误为泾水的“泾”。若此猜想成立，改“泾”为“经”，可把“泾渭”当成动宾词组解释，则与全诗顺理成章。两句诗的意思是：车向北行，便将经过渭水。不料公家设的渡口，又转移了地方。
　　第二，可把“泾渭”当成复音词，或叫“偏义复词”（也可叫“连文无义”），则其中一个词素“渭”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另一个词素“泾”只是作为陪衬，连文无义。古汉语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词，但也有一些复音词。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憾否，不宜异同。”（诸葛亮《前出师表》）这句中“异同”是个复音词，其中一个词素“异”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另一个词素“同”只是作为陪衬，连文无义。同理，“泾渭”此处只是偏指，说是“泾渭”，其义偏在“渭”。“北辕就泾渭”犹言“北辕就渭水”也。这两句可解释为：车向北行，逐渐靠近渭水，不料因河水不定，公家设的渡口又转移了地方。
　　第三，也可能因古籍中“泾渭”有时并提，而且俱在长安北面，所以杜甫随手拈出“泾渭”二字，不必认真落实。
　　以上所陈，仅属管见，尚祈方家指教。
　　注释：
　　（11）（12）《旧唐书》
　　宋敏求：《长安志》
　　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及水系的历史变迁》，（《陕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董国柱编《高陵县文物志》（内部资料，高陵县文化馆编印）
　　原书第166页注（44）云：“‘操’小野改作‘栎’。”
　　《“泾渭分明”在哪儿？》（陕西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1993年《农历》第23页）
　　渭溪：《杜甫风雪赴蒲城》，1986年9月11日《西安晚报》
　　王仁波：《规模宏大的唐东渭桥遗址》，1983年3月30日《光明日报》史学第288期。
　　（13）（14）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陕西分册》
　　（15）《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纪第一》
　　（16）仇兆鳌：《杜诗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