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苓：我的父亲周汝昌

　　八十松龄正少年，
　　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
　　证相期读后贤。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去年在父亲寿辰时为父亲写的贺寿诗。
　　为庆祝父亲的寿辰，我们吃了几个蛋糕，迎了几个花篮、几把鲜花，多少贺寿诗文，已说不清了。这一年，既是他
　　的大寿，又是他从事红学研究周年。
　　作为女儿，我耳闻目睹了父亲求学、治学的艰苦历程，心有所感，遂积成文。
　　一
　　父亲的学程坎坷而漫长。他曾两次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这在燕大校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本应年投考大学，由于抗战爆发，南开中学遭轰炸，他参加了南下请愿团，连夜步行到南京去请求政府积极抗日，失去报考的时机。至年方得考取燕京大学。那年天津发大水，无法进京入学，年才跨进燕园大门。没想到年冬天珍珠港事变骤起，同一时期日军围封了燕大，驱散了学生。抗战胜利后，父亲执著的求学志向不移，向燕大申请返校，校方回信说已过了复学的期限，如果想入学，还须重新考试。年的秋天，父亲历尽沦陷之痛后，重新考试，终于实现了再返燕园的心愿。那种慕学、思学、盼学的心情可想而知。
　　父亲考入燕大西语系，当时的心愿是学外文，欲求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著向世界传播。待年重返西语系后，就早早定下了陆机《文赋》之英译与研究这一治学方向。后来又以《离骚》体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颂》，英译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二十四诗品》等。年，父亲毕业前，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英译《文赋》，在系答辩时，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在座，听取父亲所作英文报告、解答后，全体师辈报以极热情之长时间掌声。一位英籍教授对父亲说：这样的论文远远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的。自走上研治红学之路，父亲的本行英语一放就是几十年，但他年到美国去，还能用英语为美国学生讲中国书法；为纽约市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几位有关的系主任、教授讲《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给各国驻华使馆组织的国际协学讲解《红楼梦》。可见父亲当年英语基础打得多么扎实。
　　父亲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升入中文系研究院深造。
　　二
　　在燕大学习期间，父亲如盆鱼纵壑，得其所哉。他一头扎入浩瀚的书海里遨游，燕大的图书馆成了他的“家”。除了上课到教室听讲以及吃饭、睡觉以外，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图书馆里度过。若逢闭馆休息日，他有如无家的游子，惶惶然不可终日。
　　在图书馆，父亲既看洋书，也看古籍，常与我的四伯父讨论。父亲与四伯父自幼形影不离，手足情深，非同一般，是四伯父将父亲引上了学术之途。一次四伯父嘱他留意一本叫《懋斋诗钞》的书。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着《懋》集，而久抱遗憾。父亲到图书馆去寻找，不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本集子里，他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就此写了一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师顾随先生的推荐下，年底发表在《民国日报》上。胡适先生见了此文，很是高兴，写信给父亲。胡先生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于癸未除夕，我很同意由于胡先生对父亲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亲那时少年气盛，就又发表了一文，与之争辩，并且也与他通信讨论起来。从年冬，到转年之春、夏、秋，一共有七次信札往来。而后父亲又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的请求。没想到胡先生二话没说便应允了。
　　胡适先生当时是一位威望极高的知名教授，他与当年大褂阶级穷学生的父亲多次书信往来并将自己珍藏的古籍借给他，父亲对此是十分感激的，但他却从未因胡先生的身份、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自此，父亲正式开始了研究红学的坎坷征程。《红楼梦新证》就是此时他一边读书，一边研讨，利用一个学期的课余和两个暑假的时间写成的。
　　那时，父亲每晚必在燕大图书馆楼下东北角的研究生专用桌定位工作，桌上两方小砚，朱墨并陈，他核校《红楼》版本，查寻清史资料，坚定地做完一节方罢。如此整整干满了八十个夜晚。
　　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年，《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销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看过这部著作，并在其中一段文字旁加了密圈。那是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其中谈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将此米赏与曹寅、李煦一事。可巧，那时毛主席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引起了对胭脂米的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此米，并将胭脂米送给主席。因此米珍稀味美，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尝到此米，竟向毛主席索求此米，据说，后来主席果然将此米送了一些给田中先生。
　　《红楼梦新证》这部万言的巨著，仅征引书目便多达余种，挖掘出一批可贵的史料。父亲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但《新证》自出版后便命运多蹇。年，在全国《红楼梦》大讨论中，胡适被批倒批臭。父亲的《新证》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父亲因所谓繁琐考证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而被戴上了比胡适还反动的帽子；在台湾，则因为他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而被斥为背叛恩师的反胡适派。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有一位叫米乐山的红学家，竟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父亲为红色红学家。彼此政治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竟然都把父亲当成了对立面，这令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后，《新证》交上了好运，海内外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红学家周策纵教授认为，《新证》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使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
　　自《新证》始，年来，父亲陆续写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作达十五部之多，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一生辛苦不寻常。为此，著名作家刘心武撰文称之为半个世纪一座楼。
　　年，在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及周汝昌先生红学精品集首发式、周汝昌先生华诞、研红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发言，高度评价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这也是代表党和政府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三
　　父亲一生情系红学。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因红学这根纽带联系得更加紧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父女亲情。
　　文革中，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没有逃脱厄运，被送进了牛棚，随后又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那个时期，我也去了延安插队。
　　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父亲从干校特调回京。
　　年，党中央又一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他的研究助手。
　　年，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万字修订至万字。书还未印出来，父亲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那年的月到月，一直为医治病目而费尽周折，后来父亲住进了医院。但他为了难以割舍的事业，竟逃离了医院。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手术时，右目幸免于盲，视力维持在？，而左目则完全失去了光明。
　　想起这些往事，我便十分伤感，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们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
　　和父亲一起工作，既要给他当“眼”，又要给他做“耳”。他的耳背是闻名的，张中行先生曾调侃地说他是打雷听不见；张老的门生则说得更诙谐耳边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这些话虽不免夸张，但也足见父亲失聪的程度了。
　　年，我陪他去美国讲学访问时，我俩就取长补短，以我之耳，用他之口，作为交流的手段，但这毕竟不是一体化组合，难免出错。一次在纽约参加完一个会议，返回麦地逊城住所时，由于在机场大厅，听差了广播，我们竟乘错了飞机，险些飞入歧途。
　　为了给父亲当好助手，哪里有他的踪迹，哪里就有我的身影，我陪他一同去寻访曹雪芹故居，一同去恭王府考查。父亲是长达四届的政协委员，每次开大会，我都要陪同前往
　　有时，我常想，我与父亲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大概是命中注定了的吧？否则，怎么我和他的生日也刚巧是在同一天呢？
　　四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
　　父亲从小便喜欢诗词，从岁起，便能作七言绝句。沦陷期间于故里，常作诗词以言志。他才思敏捷，一首律诗可在数分钟内完成。年代，他编的《范成大诗选》和《杨万里选集》为学林推重。
　　年，父亲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连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无限惋惜感叹。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就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他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的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这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
　　在父亲的诗作中，咏红诗数量最多，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位人物，每人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父亲作的诗，涉及方方面面，已不知有多少。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作了一首小诗。至今我还保存着。
　　周总理逝世，父亲作《何处》一诗，寄托深深的哀思：何处祠堂见柏森，鹂黄草碧最难吟；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忿极心。独有灵灰铺赤县，那无骏骨铸黄金；年来艰下男儿泪，一诵遗恩痛满襟。
　　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父亲十分兴奋，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一诗：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人爽秋；且喜书生尚能武，含毫独上最高楼。
　　父亲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倾注了大半生心血。他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父亲的字是瘦金体，而他却说：误也。’瘦金体’乃宋徽宗体之称，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平生临习，皆右军帖，而至能背临《兰亭序》。
　　记得唐山大地震时，父亲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信手取了一个旧白报纸本，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写成了《书法艺术答问》这本小册子。他还发表过许多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兰亭综考》、《说遒媚》、《书法笔法考佚》等。
　　父亲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
　　父亲也喜爱民间工艺，无论是泥垛的，纸糊的。他最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其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记得有一次，我为他买了一个玉马，他本来就喜欢玉石，而马，又应了他的属相，他高兴极了，一连几天摆弄这匹马，并赋诗一首：玉马牵来谁敢骑，志存千里一长嘶；盐车峻坂不知苦，尚有驽材日见欺。
　　父亲岁了，满头银发，步履矫健，仍在辛勤地耕耘。看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