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我的读书观：读书本该会意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甚解。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也还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因为我并不想作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言，三万言。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官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有个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人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是对《论语》或《道德经》是“甚解”了呢？没有吧？！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在我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我对“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给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短”一个新解，认为这三句话是孔子说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过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话吗？没有，但我从孔子的话中“会意”出一种新意来，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扩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中国教育报》2002年6月2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