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莉：我认识的周汝昌先生

　　或许在二十年几年前，刚刚从课本里知道有《红楼梦》这么一本书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我会认识红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也不会知道我会与红学的出版结缘。
　　刚开始找红学研究方面的书，是从我老师家借而不还的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爱得无以复加。
　　到现在为止都还能倒背如流。再后来开始看文本研究方面的书。记得看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献芹集》等书的时候，如醍醐灌顶一般的畅快。学术研究方面的书，自来专家写文章都是要端着写的，怕一般人看得懂，所以得加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专用名词。这个说法就如同上古时候先民为抒劳作的快乐而歌的古风，继而被文人所征用加之以格，韵，律而变成高雅文化一样，他们玩得转了，老百姓不会玩了。而周先生的书却是浅显好读，觉得学术方面的书能让人看着不累且是舒服，真是很好玩。
　　《红楼夺目红》
　　其实是我的幸运，能将个人的爱好引申到工作中。2002年底，向领导王宝生老师请求做周先生的书，未得到许可。那时的出版指向应该还在影视带动出版上，2002年正是出版了《大宅门》《天下粮仓》《康熙王朝》等书风气火候正旺的时候，也正是大家都盯上这一块，而出版界领军者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红学也是，平淡到极点。我之所以向领导要求出周先生的书，绝不认为这书会有多么好看的市场前景，而是基于对个人情感和对周先生的崇敬。我希望能编一本周先生的书，我希望我的工作不是只天天对着文字或者宣传通稿，我希望有令人愉快的工作注入我呆板的工作流程中。当然，出版一本周先生的书，对于当时财大气粗的作家社来说，也是不会赔本的事。我一力向王老师表示，周先生毕竟是名家，出他的书，一万册绝对没有问题。而后来此书成为红学书大卖的标志性书籍，也是我们当年始料不及的。
　　2003年初，领导终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点了头。还记得去周先生家签合同时，我死盯着王老师手中的笔，一笔笔写下了周老，他和我的名字。想来，这是我作为入行的小生手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合同签完了，领导交待下来，这本书的全部运作就是你的事了。《红楼夺目红》这本书，也许这是王老师出版生涯中很小的一件事，可于我，却是最让我激动而开心的事了。因为，我可以和我崇敬的周老面对面了。想来每次下班，踏着积雪或夜色到他们家送稿子，再等待他们处理一些问题，是我那段时间最快乐的事情。
　　一篇篇读着周先生的文章，《红楼梦》中小女儿们一个个鲜活的走出了纸面，来到我的面前。原来黛玉是如此的灵性而多情，原来宝钗是这样的持重且博学，原来湘云这般的有名士风度，凤姐儿这个当家人的确是劳心劳力，平姑娘这个通房大丫头不好当。小人物们也是那样生动而血肉丰满。
　　因为周先生只有一只眼睛勉强有视力，所以写下的字极不好辨认。周先生的小女儿，他的私人助手伦玲传过来的稿子有不少我看不懂的地方。自认文字功底有限，对看不懂的一律在请教字词典无效之后，按页码逐条写下来，下一次送稿的时候，再一条条问伦玲，伦玲处理不了的，再请教周老。
　　在这里可以讲个《周汝昌传》里提到的周先生的自身经历。今年编《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的时候，又看到这段有趣的文字。“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且，这正是编辑的辛苦艰难所在。秦韬玉的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赠给编辑就非常合适。
　　我说过，我文字功底有限，编辑周老的稿子，我只能把我有疑问的提出来，自然是只敢怀疑是不是文字输入电脑时出错。我有一次也提了无数多的问题，想来其中不合适的或者提错的问题不在少数。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一一等待周老的解答就回家了。第二次取稿的时候，伦玲交了一封信给我，是周老的亲笔信。
　　这是一封小八开的纸写的信这是周先生长女月苓从学校拿回来的，学生用过的纸，周先生在背面写字。字大如斗，而且周老的字我不大会认。
　　刘文丽女士：
　　再次感谢你在校样上标出的若干问题和疑问，我出了20多种书，从未幸遇像你这样认真而仔细的人以致人家笑话我错字太多。我已逐一作了解答或通处理。只有个别的，须向你说明一下。如‘羲和’与‘嫦娥’对举，羲和是太阳神，与‘伏羲’并非一事。
　　又如‘廋’字，是‘广’内‘叟’义隐语，千万勿误成‘瘦’或‘庾’（此是姓氏）。
　　其它等处，还请你细心作出最后的校正。让我们这本书成为一册没错的书！何其幸也！
　　此致
　　周汝昌
　　像这样的信，我后来又收到过很多。可敬的老人，他已经不知道现代快节奏的人们，早已视这种手书的信为珍品了。而周老的信于我，更是可亲近可贵的。我在编他的书，并且在一天天学习而成长。
　　而周老所期望的这本不要出错的书，在一次次重印中，一直在修订中错，好像永远免不了。
　　《我与胡适先生》
　　2005年4月底，我们签下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我与胡适先生》。
　　四月底，伦玲，文老师，我和摄影师，带着周老亲笔写给胡适纪念馆馆长的信，来到了东厂胡同甲一号胡适故居。因为《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的需要，我们必需得拍到1947年底到1948年初周先生写给胡适先生的信。馆长不在，工作人员拒绝我们拍摄。一行人怏怏不快地走出来，快到门口的时候，我不走了。我不死心。调出社科院一个朋友的电话，求他帮我找出了老馆长的电话。伦玲也通过另一条途径找到了老馆长的电话。再回到馆里，经过我们的死缠，终于一蹴而就，一次性拍完了全部原件。抚摸着这些当年经周先生之手转到胡适先生手上的信件，心中无比的敬畏。
　　我把铺被搬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地上睡了整整九天。自此，我们的编辑工作正式开始，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周老记忆的长河中，感受这位赤子一生对学术的赤诚。
　　四号那天，伦玲打电话来说，我父亲说你们俩为了编辑这本书，很辛苦，想请你们俩来吃顿便饭。我一听就呆了。跟周先生一家打交道几年，几乎已经习惯不接受他们任何招待到他们家的人实在太多，招呼不过来。前一年周先生生日，我和王老师给他送新书《曹雪芹画传》算我们尽心，那在除了送书，还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去。就在那天，我第一次在周先生家吃了蛋糕，喝了一次他老人家认为很好喝的雪碧我的妈呀，甜得差点把我腻死了。正好网上开书店的刘聪小朋友来我处拉书，我很得意地告诉了他。他说，刘姐，太幸福了，要是我能去周先生家，就是让我洗碗我也愿意。听着这话，心里无比的舒服。
　　五号这天中午，我和文老师到了周先生家。周先生非常高兴，说我已经吃过了，但喜欢看你们吃饭。所以，他坐在主位，我和文老师在他身边坐下。周先生一家是天津人，饮食习惯是标准北方味，于我们来说，真是觉得不太好吃。这还是他们尽量按照我们南方人的爱好做的。但是，我们领的可不是一顿饭，而是周老对我们的关怀。
　　渐渐与周老的接触多起来，我发现在周先生身上，看到的是书生一般的天真与赤诚。我们经常因工作需要出入他们家，周老也不会介意，穿着会很随便。特别喜欢听他讲一些红学上的掌故，或者他听我们讲一些装祯设计上的事。听得高兴，他自己便张着没牙的嘴在那里哈哈大笑。只有看到他的这种随性的大笑，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返朴归真。
　　周老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竟然在他晚年淡定的回忆中，找出了一个不小的记忆错误，实在有些好笑。他的《平生一面旧城东》，是讲与胡适先生的唯一一次见面。多少年了，他总说甲戌本是孙楷弟先生捎给他的。而终于回忆起来，孙楷弟先生捎给他的，是戚序大字本和《四松堂集》，而甲戌本，则是他拜访胡适先生时，胡先生亲手交付他的。
　　多少年了，周先生在回忆他的人生。而我们读者，也在为他回想。试想，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将逼近之即，从胡先生手上借出，周汝昌归还，1949年胡适带走（仅随身带走两本书），胡先生去世之际存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如果归属上海博物馆的甲戌原本，如果没有那么历史性的时刻，甲戌本该是什么样子？
　　历史就这样与我们越来越远了。甲戌本回到中国，可是，他们（周先生和甲戌本）还有机会重逢吗？相信周老平生之愿是重新再看一眼与他相离了半个多世纪的书，抚摸一下当年写在原书上的短跋当年的周汝昌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如今又是如何的淡定从容！让书也再抚摸一下周先生吧。
　　最近有人恶意攻击，说周老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就奇怪了，好像说这话的这位著名评论家，也没见他有什么伟大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来啊。周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中华文化大家。他不仅在诗词方面，金石研究上，绘画和书法上，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而《红楼梦》，不过是他的兴趣使然偶尔进入的一个领域。
　　1959年至1962，周先生出版了他的《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系列性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周先生评的了很多。2000年，82岁的周先生出版了他的唐宋诗词鉴赏《千秋一寸心》，2002年，84岁的周先生出版了书法研究的《永字八法》。这些，足以平息那些叫嚣着周汝昌只会研究红楼梦的声音吧。
　　我想，对人的定位是有原因的，你可以是位社会活动家，也可以是文学批评家，也可以是政治家，也可以是女权主义者，当然，你可以是一门心思倾注于学问的专家。学者自是学有所有，专攻自己的学术，而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平常人。平常人有自己的正常要求，谁都不可厚非。希望恶意辱骂别人的人，先看清楚自己。
　　正如唐翼明评价《杨万里选》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这正印证了古人说过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