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国家博物馆门口不应该安放孔子像

　　国家博物馆的改建让人关注，新国博的首次亮相让民众充满期待。已经有很多媒体在大量报道新国博的机构设置，内部结构，展出内容和活动安排等等。但是我真正关注的是：这个花费25亿打造的所谓世界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到底会陈列一些什么东西？它的陈列将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和理念？比如，中国现代多次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名字，反“右”、“文革”时期死亡的人数和他们的名字，这些人的政策落实情况，等等，会在国家博物馆新馆的首次亮相中出现吗？作为“文革”时期长大且一直关注“文革”反思的知识分子，我更关心的是：国家博物馆会陈列“文革”时期的历史文物吗？
　　国家博物馆不只是资料库，也是对国民进行政治、文化、历史教育的地方，它在塑造国人的身份认同、历史意识、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家博物馆也不仅是储存文物的场所，它更是通向未来的通道。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选择性地安放、展出过去发生的事件的方式，告诉我们应该争取什么样的明天，什么样的未来。正是在这里，人们通过直观的文化器物它们是一些活生生的文化记忆载体获得了什么是曾经的中国和中国人等方面的知识，更获得了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未来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期待和信念。国家博物馆陈列哪些东西代表着我们的国家如何对待历史，特别是如何直面自己过去的灾难，以及如何迎接未来。如果国家博物馆不陈列“文革”时期的历史文物，也就等于不想告诉国民中国历史上这场最大、最残酷、距离最近、后果最严重、与今日及未来之中国的命运最为攸关的灾难，也无法展现我国政府告别极权、专制的过去，走向民主自由的明天的决心和希望。
　　因此，在国家博物馆的建立和陈列品的选择和解说中，不可能不有一个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是否符合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是否符合全中国最广大国民的愿望，获得他们的认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就不能不说到孔子像的问题。
　　国家博物馆的北侧，天安门广场的斜对面，竖立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就是孔子像。对于是否应该安放这样一个塑像，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显然，国家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博物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博物馆的文物陈列时应该兼顾多民族的文化。道理很简单，国家博物馆不是儒家文化博物馆，也不是汉文化博物馆。由此，这个博物馆前也不应该安放代表儒家文化的孔子塑像（可以放在曲阜或其他地方的孔子纪念馆），并不是中国领土上所有民族都信奉儒家文化及其创始人孔子，儒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博物馆面前的标志性建筑不仅应该兼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性质，而且是顾及其现代性，应该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家博物馆前门口安放孔子像也是不合适的。我对孔子和儒家从来不乏尊敬，从来不认为应该不加区分地“打倒孔家店”，也不像一个激进的启蒙者那样认为儒家思想一无是处，但是如果说孔子和儒家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因此可以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的未来，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在国家博物馆门口安放一个孔子像，还不如安放一个纪念“文革”死难者的集体塑像。就像台湾“总统府”对面的二二八广场竖立的那个二二八纪念碑，上面刻写着二二八死难者的名单。安放这样一个塑像至少可以表现政府和广大民众告别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信心和决心，安放孔子像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我还想起一些世界著名的城市，都会在一些体现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标志性建筑（可以是雕塑也可以使纪念碑、博物馆），除了台北的二二八纪念碑，还有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柏林的二战纪念馆等等，它们无不体现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国民教育作用。
　　我知道我的此番议论一定会引得有些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急于想忘掉发生在新中国历史灾难的人。我不急于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但是我以为，既然国家爱博物馆的意义如此非凡，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同意，它的前面应该安放什么塑像，里面应该陈列哪些展品，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公共话题，应该建立一个广大公民参与讨论、各民族代表参与协商的民主机制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