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道歉、忏悔与良知

　　《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近日报道了当年外国语大学学生、红卫兵、现已经60多岁的申小珂等人，向当年的北外党委书记、现已87岁的程璧等老教师、老领导致信道歉的事件。同时还有原北大附中的学生红卫兵向北大附中退休教师道歉，北京矿业附中的原学生红卫兵向该校退休教师道歉，等等。
　　申小珂等人的道歉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整个社会和政府还没有就历史做出全面、深刻、彻底的反思时发生的，是在历史灾难的最主要制造者的责任还没有充分清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个人行为。因此，这种道歉和忏悔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体的良知及其对民族、历史的责任意识。正如有道歉者说的：“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
　　在一个社会还没有道歉文化，忏悔文化，更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灾难反思机制的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灾难参加者制造者选择掩盖和隐藏历史事实、歪曲历史真相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完全不存在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什么选择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言行（哪怕它并不严重）选择主动的坦白、道歉和忏悔？让我们再次回到余秋雨与《复归的素人》的比较：一边是余秋雨这类“公众人物”在余杰等的一再公开追问之下仍然坚持为自己的污点言行（比徐干生严重得多，已经超出了被动被迫而带有主动性）进行隐瞒、抵赖和辩解，另一边则是《复归的素人》在没有任何人追问和催逼的情况下主动地自爆自己的“家丑”，公开并非光彩的往事。我们要问的是：公开当事人自己羞愧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在我看来，《复归的素人》要回答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作者徐干生自称“素人”，即平民百姓，一生没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匡时济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文革”时是如此，在“文革”后也一样。我相信他一直保存着自己的检讨、交代、揭发、检举文字，并不是出于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和一个不敢面对、不敢公开自己过去之污点言行的那个“我”为伴，因为这个“我”是徐干生厌恶的、不愿与之为伍的“我”，是极权制度强加于他的我（尽管通过自我贬低的方式），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我”，但他徐干生自己知道。这就是徐干生了不起的地方：他必须公开这个“我”，从而告别这个“我”！任何不敢直面这个“我”、公开这个“我”的人，都仍然生活在这个被极权体制扭曲的“我”的控制之下，都不可能重获尊严。这与编者徐贲给出的解释是吻合的：“我父亲以他的‘文革’日记和检讨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公共语言的败坏。他在复归为一个素人之后，对此是有自我反省的。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就此改变这种久已被污染的语言，而是因为使用不洁的语言，与他个人的做人原则不符。”（《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第31页）作者写于“文革”后的《共同语言》一文可以证明徐贲的解释是正确的：“谁都知道，语言或文字，是神圣的，当人类文化发韧时，它几乎是一切成就中最伟大的成就。可是，今天我们却在侮辱它。更坏的是，我们用它来侮辱自己。以前，最低级环境中出现的侮辱，现在流行于最高级的空间。从第一个声音，侮辱到最后一个声音。从第一个字，侮辱到最后一个字。”（《复归的素人》第204205页）可以说，这是作者从对自己“文革”期间那种检讨交代语言的分析中得出的深刻结论，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批判和反省。而它所依凭的“做人原则”，不是一种外加的行为规范，也不是社会上流行的习俗，而是一种自己设立的、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内在戒律。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依然是一个没有自我反思和忏悔传统，人人争相隐瞒自己的污点言行，大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的社会，一个仍然在说假话，在玷污语言的社会，因此，通过反思和检讨自己以前的不洁语言，来努力回归语言的纯洁性，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因为外在社会压力所致。它只能源自作者个人的良知，据阿伦特的理解，这良知就是“不能忍受自己和自己不一致。”
　　当然，我说这种行为的动因是个人的，并不是说它不具备社会公共意义。这种公共意义是一种阿伦特说的榜样意义：虽然整个文化和社会仍然没有建立起鼓励人们见证自己污点言行的机制，虽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勇气通过暴露那个曾经不光彩的“我”进而彻底告别该“我”，徐干生的见证行为也不能从体制上建构这种反思机制，但是他的见证行为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沉睡的黑夜，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社会规范败坏，人们不能通过遵循现存规则保证自己行为之德性的特殊年代（阿伦特称之为“危急时代”），榜样至少为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做人的可能性。在本书的《奴性平议》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以限制这一疾病的蔓延。”（《复归的素人》，第203页）在我看来，把不洁语言书写的悔过书和检讨书公开发表，这个“先做起来”的行为就是向告别奴性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