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三个“过分”破坏了学术生态平衡

　　首先，我们要肯定，今天的学术界，学术成就甚多，学术影响甚大，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最大的问题是学风浮躁、学术泡沫、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严重地破坏了学术的生态平衡。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发现真相，探求规律，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学术生态平衡遭破坏的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和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笔者以为，造成学术生态平衡破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今存在三个“过分”（即过于、过头甚至是走向极端）的社会现象。
　　一是“过分”重视学术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术管理层对学术评价的“过分”重视和依赖，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严重的、病态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在学术管理层“过分”重视学术评价的高压、逼迫之下，本来是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和目标的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为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的行政行为，评价指标不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指路牌，而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成为了学者投身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有不少学术单位（特别是高校）管理层提出“缺什么就补什么”的行动口号，即仔细对照上级管理部门提出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查看缺了什么项目就去努力补充什么项目，而这“缺”的什么往往是“省级”、“部级”、“国家级”的“什么”（包括论文发表等级、项目等级、获奖等级、评比等级等等）。其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省级”、“部级”、“国家级”（类似于商业评比、商业炒作中的“省优”、“部优”、“国优”）的“什么”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则是越来越受伤害，潜心学术研究的真正学者越来越少。
　　二是参与学术研究的人员数量“过分”膨胀。参与学术研究的人员数量“过分”膨胀，准确地说，是指到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中去“分一杯羹”的人太多，即利用学术研究攫取名誉、地位、官职、金钱的人太多，而真正献身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人太少。曾经有人不无戏谑地总结说，我们一些人喜欢搞“全民运动”：1958年是“全民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民造反”，改革开放以后不久是“全民经商”，现在则是“全民学术”。由于一些人把“学习型政党”片面地理解为“学历型政党”，形成片面追求、追捧高学历的风气，一些官员追求虚假的“学者化”、“高学历化”；一些官员争相弄（与真正的“攻读”是两回事，所以用“弄”一词是比较恰当的）“硕士”、“博士”文凭；一些官员争相到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甚至想方设法争当“院士”；一些官员争相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如前几年山东泰安胡姓市委书记出版的“胡选”）；等等；上述种种不仅大量挤占、甚至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资金、学术资源，而且败坏了学术空气，滋生了学术腐败。还有，对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如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晋升职称也要求发表论文，逼着他们不得不已去撰写、发表论文，有人曾戏谑地说现在连幼儿园的阿姨也要求发表论文，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垃圾。主要是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致使“学术从业人员”过分膨胀，破坏了学术的生态平衡。
　　三是学术管理界对学术活动、学术研究“过分”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社会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计划经济和行政审批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可在学术领域仿佛在走着相反的道路，似乎是越来越计划化、审批化，“计划学术”、“审批学术”越来越多，如在高校系统，科研项目、课题、基金、获奖是依靠行政审批，学术基地、学位点、“某某工程”是依靠行政审批，还有“精品课程”、“教学名师”、“教学成果”、“论文水平”认定等等也是依靠行政审批，真是数不胜数。“计划学术”、“审批学术”越来越强化的结果，是导致行政权力完全取代学术权威，学术活动异化成了行政工作，逐渐形成“官大学问大”的思维定势，“官本位”意识越来越浓，其结果必然严重地破坏学术的生态平衡。
　　要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我以为我们要学习老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老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中的前一个“为”意指妄为、乱来、胡来，后一个“为”才是指作为、有所作为。老庄的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只有不妄为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以为，当今学术界存在的三个“过分”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存在老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中所说的前一个“为”，即妄为。我们真诚地期待学术管理界少一点妄为，少设一点“法”，少折腾学术界，以能逐渐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