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没有“市民权利”就没有城市

　　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在这个加速的过程中，非自然的城市化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公民权利伤害。
　　第一个发生在强行征地和拆迁的过程中。不少城市化是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结果，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因此永远不得不成为“市民”而另谋生路。第二个发生在难以成为真正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中。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被迫成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如果城市化难以避免，侵犯公民权利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第一层的伤害已经造成，至少可以用避免第二层伤害来减轻第一层的伤害。
　　说到城市化，我要讲一个故事。
　　一位朋友到美国来访问，谈起对我居住的湾区城市的印象，说除了旧金山，像伯克莱和奥克兰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只能算是乡下。美国的许多城市确实没有中国城市那种喧闹、繁华、熙攘的外貌，既没有高大的建筑，也没有宽阔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商店，更明显的是街上很少能见到一堆堆的行人。
　　在美国，旧金山地区算得上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种城市化主要是就公民的“市民生活方式”和“市民文化”而言。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没有任何户口的限制或身份的区别，所有居民都有机会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如社区计划的听证会，选举时的投票或助选、慈善和义工活动、出版社区小报等。所有居民也都可以平等享受市民的权利或服务，如投票选举学区代表、市议会成员，免费的公立学校，社区图书馆，或贫困户社会福利。
　　美国西部的许多城市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初，奥克兰就曾是美国西部铁路的一个中心，许多从事与铁路有关工作的人住在这个地方，渐渐发展出一个城市来。奥克兰大多数的居民曾属于“蓝领阶层”，所以这一带的房子都不大，一般是两三个卧室，加上厨房和饭厅，一个浴室兼厕所。但是，每栋房子都有一个开放的前廊门庭，这个开放的前廊门庭见证着20世纪初市民交往的空间和方式，那时还没广播，也没有电视，前廊门庭是市民们聚会交流、传播消息、议论事情的地方。
　　城市生活使得市民们能便利地相互交往，及时参与跟他们有关的共同事务，这是历史上市民文化与共和政体能同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市民自治都是这样形成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人们享有一些共同的“市民权利”。罗马的公民分成“自由民”和“奴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等级身份，但两种身份的公民都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市民权利”后来演化成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仍然叫作civilrights。
　　“市民权利”或“公民权利”都是以所有人相同的“人”的平等为基点。如果某些权利不能为所有的市民或公民所共同拥有，那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成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不公不义的规定。
　　现代城市化并不总是与现代“公民权利”一起同步发展。在西方，19世纪后快速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这种城市化起因于农民自行选择的“逃离农村”。农民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人口流向城市是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差距所造成的。农村靠天吃饭，劳动收效低，生存艰难，相比之下，城市能提供工作机会，还有比较好的就学、医疗条件。
　　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往往成为他们新生活世界里的“外来人”和“下等人”，他们与其他市民的同等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他们和城市的其他“下等人”一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根本无暇考虑到自己的市民权利和市民文化。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所存在的“贫民窟”，便是这些下等人的集居地，成为“丑恶的都市化”的特殊景观。
　　“丑恶的都市化”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不只是一个人口和资源的“大城市病”问题。都市化使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但是，这些资源却没有能够由在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共同分享，这就像世界财富虽然在向一个国家流动，但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民却并不能分享这些的财富。没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就没有一个好的城市，同样，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也就没有一个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