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史”与“论”的有机结合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总编委员会主任李储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以下简称《二十世纪》）共计13卷，包括马克思主义卷、哲学卷、理论经济学卷、应用经济学卷、法学卷、政治学卷、教育学卷、历史学卷、社会学卷、语言学卷、新闻学卷、宗教学卷、文学学卷（各卷字数在400多千字到700多千字不等）。这套多卷本的学术史著作较好地做到了“史”与“论”的有机结合。
　　一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各卷前面有由该书总编委员会撰写的“总序”。与学术界习惯上将20世纪分为“现代”与“当代”（以1949年为分界线）两个阶段不一样，《二十世纪》把整个二十世纪都称为“当代”，《总序》开头写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它所积累起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及其历史的新知识系统，同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新知识一起，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关于1949年以后这一段，“总序”写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借鉴和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相应的教学科研体制和学科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及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发展路向，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坚实的精神支柱。“总序”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重新估定，不仅带来社会科学一次大的飞跃，而且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更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事实上，重新估定至今仍一直在持续之中，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与时俱进、先进性及多样化相结合的品格。第一次重新估定，是对于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这次重新估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第二次重新估定，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即是这一阶段思考和实践的集大成理论成果。）第三次重新估定，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重大挫折以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为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一思想解放，就是通过对于曾经支配了我们决策和行动的指导思想检验标准的重新估定，开始挣脱许多教条式的、片面的乃至错误诠释的禁锢，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新的理论成果。“总序”认为，一百年来的三次重新估定，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话语乃至范式体系，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迁之中。
　　“总序”用“三次重新估定”去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应该说，其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抓住了对象的基本概貌和特点。
　　二
　　《二十世纪》十三卷的体例、框架基本一致，各卷都由五个部分组成，即：第一部分为总论，综述各学科一百年间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二部分以二级学科为单位，论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以专题形式，介绍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情况，评述它们的学术意义；第四部分综述各学科在一百间建立的主要学术机构、重要学术社团、重要学术刊物及进行的中外学术交流，说明它们对本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五部分是附录，为各学科的百年大事记。这里我们看看《哲学卷》（尹继佐、高瑞泉主编）。
　　《哲学卷》第一编（即总论部分）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革命与创新”，包括6个部分，依次是：“进化论的传播与经学时代的终结”；“五四思潮与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国现代民族价值的重建”；“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标准的讨论和新时期的哲学创新”。这6个方面已大致地勾勒出了哲学学科在一百年间的演进轨迹，当然上述6个方面并非完全按时间的线型联系来安排，其中有多个问题在时间发展上是相互重合的，《哲学卷》在具体论述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第二编“二十世纪哲学各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成就”，依次论述了六个二级学科的主要成就，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创获”；“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建立和发展”；“从进化论到后现代理论外国哲学的传绎与研究”；“从形式逻辑意识的复苏到现代数理逻辑的多元推进”；“‘道德革命’与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建立”；“科学观念的变迁及科学哲学的进展”。第三编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重大论争”，依次论述了十大论争，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方向的哲学论争；五六十年代的哲学论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及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围绕社会变革及发展有关问题的哲学论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哲学的讨论；关于全球化与普遍伦理的论争。第四编为“二十世纪哲学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附录”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大事记”。
　　从《哲学卷》可以看出，其第一、第四编和“附录”是以述史为主（同时述中有论），而第二、第三编是以论析为主（同时论中有述），这就使全书既有“史论”著作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编年史”著作的特点。
　　三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不断争鸣中发展前进的。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学术争鸣的时代。《二十世纪》各卷专立第三编，全面评述本学科在一百年间发生的重大学术论争，是非常合切合研究对象实际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除了前述的《哲学卷》外，我们还可看看另外两卷的第三编。《马克思主义卷》（奚洁人、余源培主编）第三编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论争”，包括如下11个方面：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陈独秀主义”的论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论争；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争；关于“过渡时期”的论争；关于“综合经济基础”的论争；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论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争；关于姓“资”与姓“社”问题的论争。《历史学卷》（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第三编为“二十世纪史学领域重大论争”，包括9个方面：东西方文化论争；疑古信古论争；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论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社会形态演进法则的论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论争。
　　透过上述所列出的重大论争，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究界和史学界的概貌、基本情况、主要热点和成果，而且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气息和社会脉搏的跳动。这种撰史方法对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撰写是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
　　2007。3。11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