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学教育的瓶颈与机遇

　　大学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国民的命运，更关系着中国21世纪发展的整体走向。
　　中国的大学充满了问题，也孕育着机遇。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救治自然科学的弊端，补充社会科学的不足。这决定了人文科学的学术风格是弹性的、可扩大空间的、柔性的，如果用刚性的标准诸如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叫做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当时考清华大学就不合格，他的数学很糟糕。但是为什么严格工科型的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这就在于当时用人文科学逻辑把握全局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当下的大学改革，可看作是在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帝国的统治中，使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削弱与打击的反应。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对此提出异议，这显然是人文科学被挤压以后所发出的反弹性呐喊。大学不是一个改不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改？谁改？用谁的逻辑来改？
　　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该有其独特的逻辑我称之为人文科学的逻辑，这一逻辑表对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都必不可少。在我看来，北大的理科工科是世界的二流，大学的社会科学大抵也是世界二流，恰恰有一样是世界的一流，那就是北大的人文科学。这一部分若保存不好，北大就只能成为世界的二三流大学。相反，若保存了文史哲考古的优势，并给予政策确促其大发展，则保存了大学人文科学的前沿性和精神命脉，使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会成为名列前茅的东方文化与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北大不应该强调应试教育，而应该张扬一种启迪思维的自由的风格，一种自由表达、自由倾听、自由对话的文化互动模式。相反，现在所风靡的单向的、某些人在改变某些人的命运、某些人在确定某些人是否合格之做法是极其费解的他的合法性是什么？谁在制定规则？规则的制定者是否受规则本身的约束？而这个规则是否可行？这些都未经讨论。西方的大学还有强调人文科学的良知和教授治校这两条改革路线，中国在并轨中能够视而不见吗？北大的国际并轨究竟做得如何？
　　大学的改革，雅斯贝尔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二战时战败，雅氏写了《大学的精神》，我读后感动又感慨。一个国家为法西斯所危害而被联合国判为战犯、判为在国际上不合法的时候，这个民族该不该灭绝？不应该，应该给它一次忏悔机会。如今它重新站起来了，当代德国经济振兴了，德国马克值钱了，却没注意到德国的大学精神在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常用英美的实用主义来硬性要求我们的改革，用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科学中心主义来要求人文科学，其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我希望当下的改革不是那种拍拍脑壳而做出的，不是某人在位期间想成就的一个决策、一个“政绩”。
　　大学和政绩是两码事。大学是一个百年树人的场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精神、国民意志的领地。没有人文精神的大学改革者，那是盲人瞎马夜半临池！上个世界末，全世界大约只有美国没有外语，但今天，美国在如日中天时发现，一个不懂外语的民族是一个短寿的民族。昔日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当时是何其辉煌，但今日帝国安在？美国就能保证几百年不衰败吗？前些年，美国教育界开始要求全国的大学生必须学一门外语，最初学西班牙语的多，后来学东方语言逐年增加，近年来学汉语的人激增，全球已经将近6000万人在学汉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欧洲美国人必须学会尊重差异性，必须尊重东方民族文化精神。如果这时的大学手中的这把改革手术刀，一刀切割下来的恰好是文史哲这一块，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尽管很多领导者可能在一门心思、一腔热血地改革，但我们问的不是动机，我们问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出发点需要结果来反证。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有点忧患。那些经历过苦难的思想者随着退休渐渐淡出话语圈，忧患的声音发出来有人听吗？谁会听？为什么有人拿着一些生吞活剥的不成熟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国策，而本土工作二三十年的一直深思着的学者的思想却无法出炉。说到底，外来的东西只是启发民智，调动民情，增加对比之后的紧迫感。如果让外来的话语宰割中国，分而治之，分而食之，那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化。这种后殖民对文化心态的殖民的恶果，已经引起了理论批评家的高度警惕。
　　中国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者共同组成当代思想库，中国更需要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这样，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教育才能走出狭窄的瓶颈，才会有新人才观、教育观和东方大学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