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谈SSCI和AHCI

　　（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葛涛）编者按：随着中国加入WTO，各行各业都朝着一种国际标准看齐，在我们学术界也不例外。学者们或者瞄准本学科的国际前沿课题从而努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或者试图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每年都要发布我国学者收录在SCI检索系统的论文数量，据统计，目前中国科学家每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的发文量明显地居世界较前地位（除英美两个英语国家外）。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发文量则大大落后，不少学者甚至对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检索系统都不知道。为此，我们特地采访了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作为在国际英文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收录于AHCI和SSCI检索系统论文最多的中国人文学者之一，王宁教授将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介。
　　葛：王教授，我注意到您近期在谈论文化全球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国际上权威的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有关这两大检索系统，国内读者还不太了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王：好，这正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课题，也即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化步伐？采取何种策略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进入国际前沿？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本学科领域的前沿？这方面的国际顶尖刊物有哪些？这样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迅速进入这些刊物，通过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因此我首先对目前国际公认的两大人文社科权威检索系统作一简略的介绍。既然这两大检索系统是沿袭SCI（科学论文索引）而创立的，那么我们也应当对前者略有所知。SCI全称ScienceCitationIndex，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于1945年创立的，后不断调整来源期刊，最近一次调整和扩大是在1994年，后于1999年又作了局部调整，现收录各种主要语言文字发表的科学技术期刊6，041种，其中有5，800种主要期刊涉及164个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这里面包括120多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SSCI全称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创立于1956年，后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扩大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765种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少数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期刊也收录其中，共覆盖50个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人文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6，500多种刊物。AHCI全称AHumanitiesCitationIndex，最初创立于1975年，后于1994、1999和2002年三次增减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121种国际著名的艺术与人文类期刊。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7，000多种刊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三大检索中，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而相比之下，在后两种检索系统中，至今没有中文期刊，只有少量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英文期刊。这显然对中国学者是不公平的，对此我已经联合了一些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呼吁，并直接致信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希望有一些优秀的用中文发表的中国期刊进入这两大检索系统，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权威性检索系统。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会遥远。
　　葛：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每年都会发表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近年国内也推出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这一索引已被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准，您认为这一索引与国际上权威的两大索引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无差异？
　　王：我虽然不是CSSCI的评估专家，但对其程序还是略有所知。我认为这一中国检索系统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国的人文社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在某些方面是接近国际标准的，比如说首先框定一些来源期刊，而且这类期刊数每年都不是固定的，这就给各种收录期刊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竞争状态。但它的缺陷则在于某些学科的一些刊物受到了忽视，而且每年对论文从发表到收录之间的间隔时间太长，这显然是不利的。再者，不少人对所收录期刊的权威性也提出了质疑，其理由在于：（1）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实行匿名评审，更谈不上国际范围内的匿名评审了，往往只是几个编辑就可以决定是否刊用一篇论文；（2）与国际检索系统相比，专家参与的成分较少，这样就无法弥补刊物本来就存在的种种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缺陷。但我认为，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也无须横加指责，而应当不时地向主持这个项目的机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努力使之完善，最终真正达到与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的互补和接近。在此，我仅提出一个建议，CSSCI是否可以改名为CH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并且成立一个动态的专家库，这样一来就更加具有权威性并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了。
　　葛：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是否有接轨的可能？中国学术机构能否使用国际两大索引作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标准？这其中是否隐含文化霸权的意味？
　　王：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正在朝着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的方向努力，如果美国科学情报所一旦接受我们的建议，打算收录一些中文期刊，那么他们首先将会参照CSSCI所收录的400多种期刊，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筛选论文，当然，为了防止疏漏，他们也回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中文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杂志上的优秀论文，甚至他们也还会在国际范围内邀请另一些专家再推荐一些其价值尚未被发现的中文学术期刊。如果那一目标实现，其中隐含的英语文化霸权的因素便被消解了，而在现阶段，这种语言霸权无疑还是存在的。我想，如果我们将两大国际检索再加上CSSCI相互参照，作为学术评价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发表在虽未列入检索系统的来源期刊但确有影响的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因此，以上述两大检索再加上CSSCI为标准是可行的，但决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因为有些论文的价值需要一定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来证明。
　　葛：SSCI、AHCI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利用这两大索引？
　　王：我想在这方面多谈一些。首先，了解这两大检索系统，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瞄准对象和奋斗目标。我多次在国外大学演讲时声明，中国是一个人文社科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究竟如何发挥这种影响呢？首先应该使别人了解你，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你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决不意味着与西方的接轨，我们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全盘西化的变体。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得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据说90左右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别人去为你翻译。如果仅仅等待别人翻译的话，你就会失掉很多东西。确实，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可以转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则是一种财富，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的话，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财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文学理论批评界，曾出现过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一些，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仅局限于在部分层次（例如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我国的科学情报机构尚未拿出一个足以与上述两大检索相对等的检索系统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它们来传播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葛：中国学者如果采用了SSCI、AHCI的标准是否会促进中国学术更快地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为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我想应该如此，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但是，在现阶段一下子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困难。我这里仅举我所从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为例。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出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国外的研究者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讨论和对话。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则不然，不少西方的汉学家不屑去花时间翻译中国学者的论著，他们只是借鉴其中的一些有用的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阐释并用英文加以表述，最后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失语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真谛，而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性。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科学者将有何作为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与其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