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谁停卢老师的课谁负责

　　首先要说，应该允许有同学对《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而且将这种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对于一部作品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是天经地义的。哪怕这回涉及到一位非凡的英雄，涉及到迄今仍然被掩盖的历史，涉及到应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但是，你还必须考虑到，这些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事情，就是有人仍然会有抵触情绪，会感到难以消化，感到十分尴尬乃至掉过头去。在今天的同学中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反映，完全是自然的。很可能，过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可以更加公开地谈论那段历史，谈论林昭，谈论这部纪录片，有人仍然对此表示异议，这也是完全正常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为讨论中反复出现的诸如“灵魂”、“良知”、“真性情”这些提法略感不安。因为“灵魂”这个维度主要涉及个人，并不能成为衡量一个公共事件的尺度。某个人选择自己灵魂的高低，甚至选择站在“真实”一边还是“谎言”一边，这些都不成为公共话题，不合适作为公共讨论的对象。就像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能指着一位身边的同事说：“你怎么不站出来？”
　　既然不是仅仅从“灵魂的高度”来看待这部纪录片以及它的传播，而是时时考虑到在一个公共平台上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便可以放松一些。比如，选用这部影片作为上课的教学内容是否一定合适？这是可以讨论的，这种讨论可以在卢老师的同事们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卢老师及她的同事与校方领导之间进行，包括可以听听班上同学的意见。虽然教学内容不是由同学们来决定的，但是假如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不愿意在课堂上看这部影片，觉得这会令他们感到为难，那么也可以另觅时间地点。
　　我甚至不同意“告发”这种说法，更不同意有网友所说的“告密”、“犹大”这样的说法。因为在课堂上放映或讨论这部影片是一件公开的事情，即使只有班上的十几个或几十个同学，但无疑这是一个公开的场所，老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公开的，无需隐瞒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秘密。老师能够当着学生的面所讲的，也是能够当着院长、校长的面而讲的。如果是学术思想界比较有争议的内容，那么老师则需要把有关争议的背景告诉学生，把不同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尽量让每一种看法能够在讨论的平台上出现。包括老师本人的看法，也只是平台上的一种意见而已。
　　需要对那位“积极分子”的学生有让步的理解。当然，作为学生，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是，当面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我不喜欢这部影片，我也不同意您对于这部影片的看法”，并讲出自己的理由一二三。这是他作为学生的本分，符合来学校这个地方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要求。而他选择背后反映情况，那只是“秘密汇报”，但汇报的并不是“秘密”。为年轻的学生考虑，校方对于秘密汇报问题的学生，应该劝他们向老师当面提出问题，将他们汇报的问题重新放回到同学老师中去，进行更加公开广泛的讨论，也许每个人都从这个讨论中都得到不同视野的启发，调整了自己的立场。真理越辨越明。而如果校方像目前这样径直听取个别学生的秘密汇报而采取“整”老师的做法，只会毁掉这些“汇报”的学生。
　　所以校方以怎样的途径了解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得到“汇报”之后，如何处理，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那种情况也应该视作正常，即卢老师在信中提到的“分院领导谈到《寻找林昭的灵魂》，认为此材料存在‘思想问题’”；允许领导（们）有不同的看法，与同学们无异。他不喜欢这部影片那是他的自由，人们也不必因此而探讨他的灵魂高下；但他若是以为自己的权力大，思想肯定比别人更正确一些，意见也就比别人更高明一些，那就大错特错了；而进一步，他若是运用手中的权力对于不同思想进行处罚，以行政手段对“思想问题”进行压制和打击，那他就在扮演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裁判官的角色，就在逾出他手中权力的界限，做他不应该、也无权去做的事情了。这样的做法，不会为任何有权力的一方增添威信，不能说服人和收到任何正面的效果，相反，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里，无疑是一桩极为不光彩的事情。
　　卢老师声辩道，她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涉及互联网的内容都是在国内ICP登记的网站上下载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确实如人们所说，《寻找林昭的灵魂》早已经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公开传播和讨论，比如出现在艾晓明教授所在的中山大学比较文学的课程以及“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上，出现在《中国青年报》著名的“冰点”栏目以及《南风窗》等杂志上。迄今没有听说有来自官方的文件规定，说这部影片是不能放映和讨论的，是必须禁止的。如果有的话，那么请卢老师的领导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吉林艺术学院对卢雪松老师所采取的停课处罚，仅仅有关几位人士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擅自作主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任意的、缺乏理据的。那么，应该由作出这个决定的有关人士，直接承担给卢雪松老师本人带来的损失，承担这件事情给吉林艺术学院声誉带来的损失，乃至给高等院校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带来的损害和损失。有谁愿意为他们这几个人如此愚蠢的行为埋单呢？
　　2005年7月29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