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评《中国“政治人》

　　国内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此，比较有影响的大概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基于对著作文献和其他历史资料的分析，从中概括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诸种特征。这方面的研究相对集中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另一种便是从西方社会科学中，借鉴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手段来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理论分析。这种方法比较新近，大概也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个新现象。
　　张明澍著的《中国“政治人”》，便是这样一部关于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调查报告。这里的“政治人”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如同经济学家用“经济人”来概括人的经济特征，政治学家用“政治人”是表示人的政治特征。人的政治特征有许多的方面，而作者研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方面）政治素质。作者将政治素质界定为三个可以用经验数据来反映的方面：即政治观念、政治知识技术、政治参与经历。在这本十四万字的小册子中，作者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对调查得来的资料进行概括和分析（第1至7章）；二是在这些资料和分析的基础上，给中国政治人进行综合性的政治素质评介用作者的话来说是打分（第8、9两章）。作者用浅显的术语和颇为生动的比喻，描绘了一幅中国政治人的肖像。读者若有兴趣，倒不妨将这幅肖像与自己的形象对照一下，是不是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某些影子？
　　概括说来，作者在中国政治人身上发现了两个乍看上去悖乎“常理”的特点：一是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政治给予肯定性的评介。作者将这一特点与西方人的政治观相比较，用“扬善抑恶”来说明彼此的区别：西方人主张人性恶，因此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扼制“恶”；而中国人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扬善”。与此相“异”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政治参与抱着消极的回避态度。这种对政治参与态度的冷漠与对政治的肯定评介，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敬而远之”。
　　于是，需要解释的问题便是：这种悖理现象是何以产生的？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政治参与观是伦理型，而非功利型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把政治参与同自身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中国人参与政治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是为了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权利。因此，其政治参与常常表现为两个极端：当认为国家大事需要他们去关心的时候，便狂热地参与；当危机或振奋人心的事件过去以后，便复归于冷漠。
　　在揭示了中国人政治素质的基本特征后，作者对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进行评分。假设十全十美的公民（具有积极参与的政治观念、充分的政治知识、熟练的参与技巧和丰富的参与经验）得10分，统计换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城市人的政治素质得分是4。9分。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得分是3。1分。由此，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平均得分是3。3分。
　　切莫以为上述调查资料的收集，以及评分值的估计是随意进行的。其实，它们不同程度地隐含着调查者的某些预设和构想，或反映他们所关注的理论及现实问题，或检验某种特定的理论观点。《中国“政治人”》一书的价值关注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在这一意义上，实证研究与价值关怀是高度统一的，不存在价值中立的问题。作者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走一条从中国公民政治素质出发的民主化之路。其具体主张显然具有浓厚的新权威主义色彩。例如，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节制公民的政治参与，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的逐步发展而一步一步地松开政治参与的限制；实行不同社会阶层区别对待的参与政策，以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民主过程中的精英优先）等等。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将此书与《中国政治文化》（闵琦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相对照阅读。同样是对中国政治文化作实证研究，同样强调政治文化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关注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而且所得到的一些基本数据，也高度吻合，但是，闵著给出的答案却另有特色。
　　总起来说，《中国“政治人”》对中国政治文化所做的实证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通过调查数据反映出来的中国政治人特征，比抽象的推理性论述也许要更加实在一些。而且问卷方法的一大特点是可以进行量化分析。不但认识事物的性质，而且可以把握其程度。收集起来的数据既可以与国外的同类现象进行对照，也为今后的跨时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比较基础。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这些数据便能记录下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发展历程。
　　《中国“政治人”》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作者认为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而中西公民素质是不可比较的。但是，作者又指出，我国公民的政治素质适应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要求的程度和西方同样的问题是可以比较的。然后，以西方的所谓适应标准（5。5分）作为中国的适应分数。这一做法引发的问题是：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那么，它们的有效运作对公民素质的要求是否也是不同的？至少这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在作出任何的判定以前，必须进行充分的说明。显然，作者没有做到这一点。
　　与此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既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建设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平均得分只有3。3分的情况下，实际运作的政治制度（不是写在文字上的理想东西，而是实际运作中的东西）又是如何与这种情形相配对的呢？如果也要打分的话，假设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东西是10分，那么，按作者的标准，实际运作的政治制度应该打几分呢？在作者看来，是否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公民政治素质（类似于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呢？
　　此外，由于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在国内尚属新试。因此，在具体的操作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调查公民的“政府影响意识”时，作者采用“地方政府”的指标来反映公民对政府的看法，似乎不是很恰当。因为在中国长期集权的条件下，人们谈论“政府”，首先想到的恐怕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其实作者在书中其他地方也证明，中国公民的参与偏好是“国”先于“家”（地方政府或地方政治）。既然如此，用地方政府的指标来测定公民的政府影响意识，便不太妥当。
　　（原载《北京青年报》1995年11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