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如何把有限的办学资源效益最大化?我观法大(之十)
6月18日 断龙塔投稿 这篇小稿,是我自2007年3月以来断断续续写作的《我观法大》系列之第十篇〔1〕。
众所周知,中国政法大学虽然理论上讲有三个小区(分别位于昌平、海淀、石景山),但就办学资源特别是校园面积、硬件设施(教师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体育设施等),在教育部直属的211高校中,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是倒数的。
法大的这三个校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小,而且是真小,被美其名曰“袖珍校园”或者戏称为“幼稚园”。“小的是美的”,据说是美学的原理之一,但这三个袖珍校区(主要是昌平校区和海淀学院路校区),单是学生,就塞着两万名左右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用“满满当当”来形容法大校园中的人地生态,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校园小,是历史形成的遗产,估计短期内改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如何在目前办学条件(特别是校园面积小)的现实情况下,把有限的办学资源效益最大化?
这里暂且以三个问题为例。
第一,校园建设规划问题。
无论是昌平校区还是海淀学院路校区(石景山校区据说是租的北京市高院的地方,姑且不论),校园建设规划似乎都不好说是尽善尽美。
比如,这两个校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把楼盘(教学楼、科研楼)建在校园的中心地带,而靠近马路的周边、把角地带等黄金地段,都空着。这就留下了至少三个后遗症:(1)校园中心几乎没有绿地带。昌平校区(本科生为主)有一个小的可怜的绿化带,但学院路校区(研究生为主)几乎没有绿化带。(2)挤压了学生的文体活动空间。昌平校区有两个体育场,但有近万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院路校区,竟然连一个露天的体育场也没有。(3)最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校区周边(学院路校区)、把角(昌平校区),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其特有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寸土寸金的学院路校区,这与离法大不远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规划对比,尤其如此)。
再如,这两个校区(尤其是昌平校区),哪怕是新盖的楼,如昌平校区的学生活动中心(其实主要是学校重要会议的中心)仅三层,逸夫楼仅五层,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仅六层。看看昌平(包括法大对门的中国石油大学、不远处的北京化工大学)周边的高楼大厦,就会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未被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而不解:既然土地有限,为何不在空间上做文章呢?
如果说校园规划和建设是个“虚”的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讲两个具体的“实”的问题:
第二,车库问题。
在昌平校区,新建的逸夫楼本来已经建有地下车库,这也是该校区惟一的地下车库。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地下停车场一直只是一个摆设:逸夫楼已经启用快两年了,但该楼的地下车库,迄今迟迟未能启用,让人大惑不解。
昌平校区本来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据说总共四百亩左右,还被分割为教学区和教师公寓区),由于大多数老师居住在城里,故除了部分老师是乘坐学校的班车外,主要是自驾车来昌平校区上课或上班,由此而造成昌平校区的一大景观:除了南大门两侧两个疑似的小“停车场”外,包括本来是行人路的路边两侧,尤其是从周一到周五,到处都是机动车。
在这么狭小的校园,单是常驻学生即上万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这就事实上埋下了巨大的、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如果没有地下停车场,也就罢了;既然有了,为何迟迟不能启用呢?何况,机动车进入地下停车场,既降低了交通事故的概率、保障了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又能腾出有限的路面空间、使校园空间“放大”化,也有助于停在路边的机动避免车常常发生的刮蹭事故。如此一举而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大门管理问题。
以昌平校区(教学区)为例,按照设计,本来可以通行机动车的有三个门:南门、北门、东门。在半年多以前,至少南门、北门是可以进出机动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三个月来,北大门的铁门上挂着一块“本大门已坏”的牌子,结果,所有的车辆只能从南门这一个门进出。
有这一个门,当然聊胜于无,但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1)南门一出,即昌平最拥堵的路段府学路(在早晨、中午、晚上的高峰期,往往是从这个红绿灯堵到下一个红绿灯),故无论是进还是出南门,均极不方便(我本人曾有过被堵七八分钟而不能从南门进入府学路的遭遇)。
(2)仅开这一个大门,就意味着机动车、自行车、行人混行的问题(常常见行人、自行车从走机动车的口穿越),这也就意味着安全隐患问题。
(3)如果北门确实坏了,那么,为什么一坏就几个月而没人修复呢?
(4)如果说是为了收费(来昌平校区的主要是本校教职员工,都办了年度卡;来昌平校区的外地车辆,其实数量有限,收费也不高。记得徐显明教授担任法大校长期间,所有进出法大校园的车辆,一律是不收费的),难道就只能开一个门吗?看看隔壁的中国石油大学(至少有两个门可以进出机动车,还有至少一个门可以供行人出入)或者北京化工大学这两个以工科为特色的大学的校门管理,那么,以法科为大、以文科为主的中国政法大学,难道就不能见贤思齐、在校门管理问题上有所改善吗?
一言蔽之,如果说办学资源可以简化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这两大块的话,那么,在可见的将来,法大的“硬件建设几乎没有很大改观的希望;既然如此,为何就不能在“软件建设”方面费费心思、做做工作呢?
关键是:“软件建设”,事实上并不需要加大投入,即几乎不增加改革成本,关键是要转变观念、谋人事。最重要的是,这需要从校长到主管副校长和职能部门(应有尽有),切实把关涉师生权益的问题当作问题,少说大而无当的套话,多办实实在在的好事。
注释
〔1〕此前的《我观法大》系列的九篇拙稿,分别是《一件小事我观法大(之一)》,学术批评网2007年3月16日;《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二)》,学术批评网2007年5月1日;《学术讲座的热与冷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三)》,学术批评网2007年6月13日;《“用脚投票”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四)》,学术批评网2008年1月10日;《“社区自治研究”为何不能成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五)》,学术批评网2008年6月18日;《为什么不建一个湖光塔影的新法大校园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六)》,学术批评网2008年8月15日;《如何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声誉?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七)》,学术批评网2008年10月23日;《关于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初步建议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八)》,学术批评网2008年12月21日(该文写于2007年7月12日);杨玉圣:《何谓“大使馆副馆长”?我观法大(之九)》,学术批评网2013年1月15日。其中第一至第八篇,曾合辑为《以小观大大学为大我观法大(系列)》,收入拙著《学术共同体》(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44页)。
2013年5月31日10:35
于逸夫楼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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