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政治家的“懿行”重于“嘉言”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77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因而被唐代宗处死。后即“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待郎（即任命杨绾为相），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郎事。绾性清简俭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十丞崔宽，舍第宏侈，亟毁撒之。”一位身出懿行的政治家为政，竟有如此权威、如此行政效应，实在令人扼腕叹为观止。有感于此，笔者便写下了这个题目，并想就此议论一下。
　　其实，中国从古至今，从不缺少能口出“嘉言”的政治家，而惟缺少能始终如一身体力行“嘉言”的“懿行”的政治家。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语式，一位政治家拥有点“嘉言懿行”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拥有“嘉言懿行”。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有像杨绾这样能始终如一“清简俭素”，“厘革弊政”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就尤显得难能可贵。所以，当杨绾于公元777年“秋，七月，己巳，薨。”时，唐代宗“痛悼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其“清简俭素”，“厘革弊政”的“懿行”往往比口出金光闪闪的“嘉言”更重要。
　　众所周知，毛泽东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在打江山回答黄炎陪先生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政治“嘉言”：“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其实，毛泽东口出这样熠熠生辉的政治“嘉言”还能举出一箩筐，仅在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就有：“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多，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时为后人所喜闻乐见；也不时为后来的政治家所援引，用来教育人民。
　　诚然，在建国前，在延安曾发生过王实味因言获罪的悲剧，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在身体力行诸如上述的“嘉言”方面的“懿行”还是不少的，有的则成为佳话被人们所广为传播。有的老同志可能还记得，在延安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一天，一声响雷击死了陕北河涧县一位年仅47岁的农民。他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生活非常困难。他的妻子在悲痛愁苦之中，骂了“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还骂了“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当时，中央社会部受理此案，准备对她判刑。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加以制止，并把这位农妇请来，亲切称她为“妹子”，又让她喝水吃红枣。告诉她政府不但不对她判刑，还要批评有关部门，老百姓有困难不调查，不解决就该骂。当时，这位农妇听了很受感动，就大胆谈了农民公粮过重等问题。毛泽东听了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减免征收公粮任务，并要求中央社会部作出深刻检查。毛泽东同志对这位“妹子”的“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的“冷言恶语”的正确处理，使得当时的干群关系更加亲密，为后来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而类似的事例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播放过的《延安颂》里面还能找出很多。那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俯拾即是，处处都有，每件大事几乎都有对他的批评。其中还有毛泽东亲自接见梁漱溟，并称其为先生，促膝相谈，虚心征求治国方略的镜头，更令人啧啧称赞。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打江山时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坐江山后，就逐渐失去了这种正确对待“冷言恶语”的民主作风，既不能容忍不同思想的人，也少了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宽容和大度。不管“批评”是否正确，来自何方，必除之而后快，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嘉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懿行”了。这里不妨以梁漱溟案为例说一下。1953年9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邀请梁漱溟发言。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发言，他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谈了对执政党在农村工作上所出现的一些失误。指出“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又指出“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这篇发言仅就事论事，并无一点恶意。不料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而批判的内容几近羞辱和谩骂：“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108页）“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同上书，第110页）“‘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吗”“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所谓‘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同上书，第111页）“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同上书，第112页）毛泽东这样做，不管在主观上是否有意，在客观上却“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3卷，第4页）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以致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始终没有把中国领上“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就是民主”的“这条新路”；也没有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现实，相反有时倒只剩下“马克思主义”一家自说自话了。
　　那么，如何评价当年毛泽东对漱溟批判的是非呢？岁月如流，近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而陈桂棣和春桃两位作家已经发表的《中国农民调查》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实际，笔者以为，实是梁漱溟与毛泽东这场批评与反批评中是非属谁的最佳评论员。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来看，他已完全背叛了自己昔日的“嘉言”。打江山时，他最爱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把它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待坐江山以后，他又“反其道而行之”，反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胜利时，他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440页）；可胜利后，他对战友，对属下，对朋友，尤其是对诸如像梁漱溟那些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戒骄戒躁，常常是一触即暴跳如雷。这样一来，原本熠熠闪光的“嘉言”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甚至变成了“假言”。“嘉言”当初带给政治家的成功和美誉犹如石投湖中所引起的粼粼碧波，稍纵即逝，未免不将政治家推到一种尴尬境地，并强烈地反衬出政治家的偏狭器量，使其原有的嘉言懿行的光辉形象褪色为令人非议的集权者面目。
　　当然，笔者以上所言，决没有完全否定政治家“嘉言”的作用的意思，因为倘若如此看问题，也是十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但唐代宗“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待郎”的事所产生的行政效应，总能给我们某些启示吧！俗话说：“百姓从行不从言”。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政治家的“懿行”都重于“嘉言”。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而这正是所有政治家为政之命之所系，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否则，倘若说过“嘉言”就拉倒，不仅没有“懿行”相伴随，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势必对政治家政治生命造成重大伤害，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毛泽东执政后的一些所言非所行和所行非所言的惨痛教训，惟请政治家思之鉴之，引以为戒。来者可追，毋使后人之复哀后人也。
　　2004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