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面临“精神重建”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
　　“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有两个重大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个时期，今天通常用“五四”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
　　1949年以后，也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两个时期，但由于大环境使然，知识分子已难以发挥前两次那样独立的作用。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一段，但这段很短。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都认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时间，但回顾当时的言论，无论是尖锐度、深度，还是身边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经济现实和文化氛围，都比前两次差了一大截。此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深层变化。所谓看不见，不是说你感觉不到，而是在媒体上没办法讨论的事。而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过去30多年来商业化越来越重了，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商业化时代，人们变得世俗、功利，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再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惊天动地。与此密切相连的，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专业化，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发生了严重分化。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越来越趋专业化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比如会计、医生、教师等。这批专业人士的数量，过去30多年增长最快，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低度发达进入中度发达的一个标志。但严格地说，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所以进入高度分化的时代以后，人们通常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原来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股改革的劲头能够延续下来，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一样。后来，受过高等教育，愿意当、敢于当知识分子的人大大减少了。
　　“精神重建”至关重要
　　直至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精神重建”问题。在英文语境中，精神重建是与道德而不是知识相关的。知识是指比较深的东西，能够转换成科学技术，甚至转换成具体的谋生手段的，而精神主要是一种道德素质、道德关怀和道德共识。在发达国家，随着社会进入全面商业化和专业化，在精神方面主要靠两大块推动，一个是宗教，另一个就是世俗知识分子。在宗教领域从事活动的重要人士，从素质看，可算作知识分子，文盲很难进行那种工作，他们是非世俗的。而世俗领域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非宗教的方式实现价值传承、价值重生、价值重构和价值创新，他们可能是教师，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传媒界资深人士，甚至包括近一二十年新出现的关心公共事务的小团体，比如与环境、生态问题相关的组织，共同关注某种疾病的医生团体，在传统社会中受到主流排斥的团体，等等。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都有这两块，而且是持续互动的。但中国这两块又小又弱，而且不能持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供它们活动，难以强盛起来。这也造成了我们常说的“当今的知识分子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缺少这两块，最终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今天的社会，人们总抱怨有那么多的问题：社会缺乏信用，一些行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家庭破碎破裂、有代沟，一些很微小的事也会激化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人与人之间冷漠，缺乏关怀，见死不救，缺乏温暖的东西；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复数的意思）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价值被忽视甚至被破坏，人跟自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很多要靠法律解决，还有一些要靠物质条件改善解决，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靠精神价值来缓解。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支柱，法制是一个支柱，那么还有一个支柱就是文化、精神的活动。要创造一种使人活得更有尊严、更和谐的生活氛围，仅仅靠道德、精神和文化价值是不够的，但少了这一块，同样是不行的。现今很多社会问题都与缺乏精神价值的繁荣、传承和创新有关。
　　商场和官场：两个巨大的磁场
　　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即古代罗马竞技场，相当于一个众人打擂台的地方）。没有平台，再伟大的人，除了你身边极少数的几个家人或朋友，人家都不知道你，听不到你的声音，不能从你那里受到启发或鼓励，不能从你那个地方寻求方向。公共知识分子有言论和结社这两个平台，才能被人知道，才能变得越来越有影响，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发挥作用。这两项是最基本的，但我们都知道，现实中想去注册成立一个团体或组织，是很难的。你成立一个团体，专门救援弱势群体，比如艾滋病人，包括他们的权益问题，这就进入了公共知识分子领域，但这都很可能被限制。
　　另外，社会商业化后，有了更多的诱惑，有些人觉得说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给房地产公司写东西去。人都是这样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成，那怎么办呢，总得找点事情做做。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真的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国几千年来很推崇这种道德，但这种人还是太少了。如果你发表了几篇尖锐点的文章，有人把你叫去，说再这么干，工作没了，饭碗没了，你考虑两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后，就说我们现在哪个局或哪个厅，有一笔经费，我们觉得你素质是最好的，你就做这个事情吧，别的事情不要再干了。大部分人恐怕就抵抗不住了。我抵抗住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是穷得房子买不起车也买不起的原因。一个是官场，一个是商场，这两个巨大的磁场吸引力太大了，能够抵抗住的人太少了。
　　国外的“知识分子思想光谱”
　　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但限于篇幅，这里只作有限意义上的介绍。比如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很难产生大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在美国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的知识分子挺多，在主流媒体上写文章、开专栏，在公共讲堂、论坛上做演讲，在最重要的教会、宗教团体里布教，可说是人才辈出。美国在这方面显示出广泛和多元。这些知识分子在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公共关心的问题上，虽然达不到完全的言论自由，但只有极少数问题，比如危害到种族关系的不能乱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数量，从言论的深度，还是构建新的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创造力，都有问题。
　　欧洲有些国家比美国小多了，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法国，有什么问题知识分子都会出来讲一讲，比如宗教问题、堕胎问题、同性恋婚姻问题、单身妈妈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更不用说政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了。所有重要问题，都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提倡，同时也有知识分子在反对和批判，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谱（spectrum），思想观念像七色彩虹一样丰富灿烂。这就是观念的多元化，而且多元之间要不断地对话竞争和平的竞争才能出现大师一样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过了很多年以后回忆，哎呀，20年、30年，甚至50年以前，他当时已经告诫我们，如果不做哪些事，我们后代就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他那个告诫太有远见了。这就是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存在出观念，出价值，出刺激性的学术（非专业性的），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