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钓鱼执法背后的古老顽疾

　　上海闵行和浦东区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引起了公愤。所以，原本就非常简单的违法性执法，真相大白。后果是，有关部门道了歉，一大堆曾经被钓过的鱼，一起奔过来，要讨一个说法。跟众多被钓的鱼对应的是，这些部门每年上亿元针对黑车的罚款收入，现在看来，里面肯定有不少不是黑车的冤枉钱。
　　说起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起因是为了查黑车。查黑车尝到了甜头，查过了头，就找来钩子，诱良为盗，或者逼良为盗，结果惹出事来。黑车哪儿都有。中国的城市里，绝大部分黑车的存在跟出租车专营有关。凡是想干出租车这行的人，非得进政府特许的专营公司，接受一头牛身上扒N张皮的盘剥。同时，这些专营公司得以提高打的费用，形成标准的中国式垄断，以行政力量阻止所有竞争者入场，维持高价、低质、高额利润。因此，所谓的黑车，就是没有拉客许可的车辆自行拉客运营。他们这样做，委实是一种无奈，如果政府能放开出租车营运许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我相信都会变成正规而且守法的出租车经营者。
　　事实上，黑车是我们特别的专营制度逼出来的，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黑车就打不绝。一个行政垄断的扭曲市场外面，肯定会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黑市市场。不过，原来我以为打击黑车，获利者只有出租车专营公司，有关部门又不是这些公司养的，有什么理由为他们的垄断利益卖命？现在发现我错了。打黑车的罚款，本身就可以变成一种强大的动力，只要有关部门给交通执法者一点特殊的政策，比如多少比例的罚款返回，比如允许罚款自收自支，这些执法者就会以百倍的努力，千倍的疯狂去做这件事。抓不到黑车了，就钓鱼，平白制造出黑车来。如果此番上海高层没有出头制止，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钓鱼执法会更加恶性地拓展，到什么程度，没人可以说得清。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清朝，朝廷有时候会特意规定，官府里的衙役不许随便下乡。衙役们下了乡，没事也会有事，没事找出事来，凭着来自官府的身份，从原本安分过日子的百姓身上榨出银子来。据清朝的笔记，这些衙役的做法之一就是钓鱼。
　　就这样，垄断的出租车专营公司，跟交通执法部门形成了狼和狈的紧密关系。联起手来，合作愉快。黑车的确可以得到遏制，但如此执法的结果，肯定会把不黑的车也拖进来，不知最终会走到哪里，使得原本就公信力下降的政府更加丧失民心。从嘴上提倡的服务型政府，变成牟利型政府。
　　政府自我服务，自我借权牟利，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痼疾。不仅常设机构会这样，有的时候，原本为了兴一事而设置的机构，时间一长，对所兴之事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成了自生自养的体制怪胎，对原本该兴之事，反而有害。自古以来，只要政府或者权力人员染上这种借权牟利的毛病，就很难革除。上海是当今中国窗口式的国际化大都市，然而，在这样的窗口城市，居然出现清朝当年衙役的钓鱼执法，自我牟利的现象，的确让人失望，政府自身的现代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