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我国战略思维应包含强烈问题意识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发现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不是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是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由此开始。
　　只记住那棵静态的苹果树而忘掉动态的苹果这一现象，决不仅仅发生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美国新军事战略，与会者中包括参与制定这一战略的两位美国学者。我方有学者发言深入展开分析：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点，娓娓道来，把两个美国人听得目瞪口呆，赞叹道：你们的理论概括真厉害，总结出这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可惜好景维持不长，午餐前这两个美国人开始心存疑惑，午餐后他们已经在小心反问了：研究问题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研究问题的好方法吗？
　　虽然现场无人回答，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症结所在。全神贯注于挖掘意义，最后丢掉的必然是研究问题。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用胡锦涛主席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