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档案调用的权力

　　2009年初春，“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方周末》揭秘文章，将一批劫后余生的二流堂老伙计们，送上道德审判被告台。为首者，正是将美、将爱无偿奉献于饥渴干涸的初等教育，准备平静而尊严地离去、会他先走一步之爱妻的黄苗子。
　　所谓揭秘，是该文作者从发表于《中国作家》一篇署名“寓真”的纪实长文《聂绀弩刑事档案》中读出令她“大恸，大悲”述说。该“纪实”经作者绘声绘色地传达出来之后，所有对二流堂诸君子心存敬仰、怜爱、痛惜的后辈学人，无不大惊失色难道这是真的么？！
　　寓真，本名李玉臻，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这是对“有余热”的党政领导干部，退下来以后的照例“安置”而他一生最为光彩即有职有权、对大小案件“敏达”地“一览无余”的一段，是从1986年任山西省政法委书记，再升任山西省高院院长兼党组书记这20年时间。
　　寓真在“纪实长文”结尾处说，“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怎么就凑巧让我踫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
　　聂绀弩之“卓尔不群”，其刑事档案之“绝非寻常”，几乎已成中国学界、文化界共识。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十卷本《聂绀弩全集》，最吊读者和研究者胃口者，即是“首次对外公开”的“多次历史运动中聂绀弩个人档案”，“包括部分未刊稿和历次运动中的交代材料”。可惜，他们不过是一家出版社而已。如此专业兼敬业，拿到的，只有1954年至1957年《运动档案》，属于卷主“右派摘帽”后，他所供职的单位人民出版社“整理档案时发还”。
　　如果说怀着张扬荆楚文化大志的湖北出版界诸公，在耗时六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复印抄录一千多万字资料以编撰这部最终荣获中国政府出版奖的《全集》过程中，单单忘了关押卷主十年的山西，单单对卷主判处无期徒刑所依据的揭发、取证、审讯案卷没有兴趣，就太离谱了吧？他们未能将聂绀弩“摘帽”后依旧处于专政机关监视之下（19621967），以及羁押服刑（19671977）十五年间刑事档案编入书内，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根本无法调阅这批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文化等类档案可少于三十年”。“公民和组织”只要持有合法证明，即可“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档案形成”不知该怎么算。具体到聂绀弩案，1962年的监视、1967年的逮捕、1974年宣判无期，聂档已然形成。但若以改判无罪的1978年算，则要到2008年才解密武汉出版社早走一步，自然无缘调阅。可是2009年2月发表大作的寓真，在文中却表示聂档他已是“翻阅了好几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聂绀弩案卷结案后没有“立卷归档”并且按照国家规定“向档案馆移交”。那么，未移交的公检法档案，如何保存并且向社会提供呢？作者寓真在长文中提到他所使用的“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并非存放在一处”。没说何时解密，也没说藏于何处。我们所看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作者寓真，即李前院长、现人大副主任玉臻同志“凑巧踫上”，并且“翻阅了好几年”。到后来“闲余中重阅是卷”，感到“天降大任于斯人”，“必须将这个刑案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终于，在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之后成文，并于2009年发表。
　　但无数编辑、学者、作家和二流堂亲属及敬仰者切望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怎么就那么“凑巧”地几年之间，都留在一个公务繁忙的官员手上，直到他“闲余”了，才按照其个人判断和价值取向拿来“公之于世”？公布之际，没有脚注，没有文献目录，没有档案全宗的索引，涉案人员包括可怕的“告密者”的名姓，想提就提，不想提就以“某”代之，弄得读者在阅读这部“纪实”之后，遐想联翩，得出“聂绀弩入狱被捕是黄苗子等人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章诒和）“平静如常、积极主动出卖聂绀弩后仍能泰然自若、心安理得、大笔不惭为聂绀弩诗集题签的黄苗子”（黄河清）这样的结论。
　　拨开历史的迷雾，让后人了解真相，无论这真相多么惨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躲不开的一步。但如果披露真相的过程，因为公开、平等与法治依旧缺位，只见“凑巧”者再度施放新的迷雾，那还有什么真相可言呢？“密密麻麻的文字堆积如云”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太重要了。调阅档案的权利应依法行使，而不能由权力边界模糊的特权者随意掌控无论该特权者的诗词功夫多么了得、给出的目的多么光明。
　　（引文取自《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第2期；《文坛奇才聂绀弩档案首度公开》，《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