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狡黠权谋民族心灵自戕

　　一
　　陈行之先生一谈和再谈“狡黠是一种智慧”（天益网）的两篇文章所揭示的其实是当下乡村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撑”。读着读着我却漫涌一股浓浓的苦涩感。是的，“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所有弱小都得重新制定生存法则，否则你将‘不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狡黠才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智慧。”（农民）“只是一些在极为苛刻的社会条件下用苛刻的非常手段讨生存在的人”，从这个角度，他肯定了农民的狡黠：“你能要求在这种境况下讨生存的人品质高洁、道德伟岸、信念正义么？”
　　狡黠化生存是我们国民（包括干部）普遍的一种生活景象。
　　其实，在“强大的存在”即权势（官方是最大的权势）里，由于他们自己就是靠狡黠而取得一席之地一席发言权的，甚至握有别人的生杀大权，狡黠也就不能被否弃，而有着伸展的空间，他们也就无法堵死作为个体的农民（国民）的狡黠。这样的空间虽然小，但足够使人耗尽毕生的精力。处在权势中的一员自己也面临“向上司交差”即运用狡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等于给底层人无势者留下或培养了“狡黠”的生长点，“狡黠导致成功、导致体面、导致更大利益”的样板。对农民国民（包括干部）来说，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幸还是不幸？
　　二
　　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君不见，岂止农民，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各个层次的民各个层次的官员，好像都在玩“猫抓鼠”“鼠戏猫”的把戏，狡黠正大行其道，大家纵然累得不堪忍受，也好像乐此不疲，狡黠也就花样百出层出不穷。这里有不情愿的，由不情愿转为情愿的，在情愿中得到好处尝到乐趣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有由低层次狡黠转为高层次狡黠权谋的，难怪青年毛泽东怀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壮志豪情，果然给他走出了一条外表“革命”内里狡黠（要当皇帝）的金光大道，中国有足够的供狡黠驰骋的土壤。
　　仔细想想，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大概可以认定，这种狡黠性生存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了，它们为国人狡黠性格的塑造注入了基因性的东西，所以现在在分析世界态势，往往以“三国斗法”类比于中、美、俄的较量，我们很有用狡黠之法即用权谋领头走出一条世界金光大道的雄心。其实不然，中国自古崇尚文化但文盲极多（所以有字纸金贵的传统说法），加上地域广大山重水阻，狡黠长期在极少有权势欲的官家小圈子里盛行，而更多的草民在直接与大自然交往中休养生息，他们接受狡黠渗透过程十分漫长，何况，长期的乡民自治（以姓氏、家族为基础的社群聚落），只有大自然条件的苛刻而少有社会条件的苛刻，因而这样时段狡黠难以在乡间立足，纯朴、善良、智慧是乡间的主导面（也伴随着封闭落后）。《桃花源记》确有其事，大概是当年被官场狡黠之术弄得心灰意懒的读书人的一个惊喜发现，决不是后来受阶级斗争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所斥责的“农民乌托邦”。那时，不务正业、小偷小摸《水浒传》里的“泼皮”之类乃被视为狡黠之徒，这里狡黠意即狡猾和诡诈，显然是贬意的。
　　我举一个刚刚得来的例子。最近我无意中接触了赣南某县一位八旬老翁老刘（粮食局退休职工）写的回忆母亲的小册子《母亲的足迹》，此书不是正规出版物，是作者在母亲去世20年由于恋母太深（母亲守寡把他带大），逐笔写下的一些与母亲有关的文字，近于“口诉历史”。他不是为张扬和见证什么“积极而有意义的主题”，而是“略知她老人家的路，走得艰难和持之不易，仅此而已。”不料“这次是专寻她的足迹，却想到了许多让我痛心和动情的地方，想不掉泪也难。”在我不但知道了这么一位智慧而坚强的乡间女人，此书无意中还敞现了一个与意识形态宣传的“苏维埃赣南”（革命赣南）不同的本真的赣南这样的赣南早已不复存在了（恰恰已被大面积“狡黠”所取代），我不禁感慨唏吁。
　　那时还是20世纪初年。老刘的父亲是独子，由于家境不好，27岁过继到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因为老刘的祖父是董坑人，所以刘家后来又回到董坑（当地有一子顶两房的理念，董坑是无法拒绝的）。“当时董坑什么都没有，好在我在窑岗的一个姑奶给我家保留了一个契约箱子，父母便根据这些契约，寻找我家曾经失散的财产。找回了几丘田，几块荒山。上人曾有两间破房也典当给一个距十多里路的叫苦笋的人，父母把它赎了回来，作为居住的场所。”可见当时赣南乡村讲传统（根苗）讲信用，决不因家贫势弱受歧视，因隔代而受漠视。刘家据理力争，也说不上狡黠。
　　1928年2月农民（苏维埃）暴动失败，老刘的祖父是红军连长，四处躲藏后被叛徒出卖入狱，他的父亲没主见，母亲就背着刚出世的他去另一个县探监。此时赣南农村动荡，政治化加速，人心急剧变异，狡黠开始大行其道，老刘祖父死后，当地歹人就想法在写好的卖店契约上叫父亲签字，但“我母亲比我父亲更有主见”，她找到当地“比较通道理”的小学校长说理，结果保住了房子，父亲也放了回来，“后来这间店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充了公。”这里显示了较丰富的社会细节，既有趁火打劫的狡黠者，也有乡间良知的体现者，至少还有弱势女人说理的地方。一路下来，老刘的母亲凭的是勇气和智慧人品质高洁、道德伟岸、信念正义，这些都跟狡黠无关。
　　所以，我们的农民国民普遍性的“狡黠”不是历来如此。
　　按照“价值的实现必须依仗于强力的认可和支持”、“强势是价值的唯一裁判者，在这个裁判者面前，生存技能比生存信念本身更为重要”的原理，当今社会我们很容易会把强力和强势理解为政府、领导、政治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可在我们传统的草根社会尚未被政治践踏或污染的社会，这种强势不在政府，也不在当地头人，而是在一种看不见却可以充分感受的乡间道德良心，它属于一种软性即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在乡民看来就是“天理和人情”，村里无分尊卑都要遵守。显然，它不同于后来意识形态化、物质化、具体化的强势。带头遵守它的是乡村中间（中农、富农和中小地主及乡村知识分子）阶层。上面说的那个小学校长身上就体现了这样的文化和精神强势，由他肯定了老刘母亲及老刘一家的价值，但在强势的国民党政府面前，这位小学校长又黯然失色了。
　　小学校长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形态的强势当然也有个现代转型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被共产党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拉锯战中断了。对大陆而言，它被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即乡村彻底的政治化所摧毁，姓氏家族的社会民间组织不复存在，那种农耕社会的亲情与亲和越来越稀薄地残存于人的心灵深处。几十年下来，随着政治化社会一体化，越来越被劣质充斥的狡黠大开“顺风船”，它甚至披上了“革命”的红色光芒，狡黠者不再讳忌原有的文化律令，因为他们看清了谁是真正的强势（党组织和政府）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利害可以立竿见影的存在，迎合和适应，费力无多却可以大得好处，屁股决定脑袋，于是生存技能上升到第一位，有奶便是娘，而狡黠由贬意转向了褒意，狡猾、聪明、灵动的人如鱼得水。
　　一个老是在生存技能上皓首穷经的人，一个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说对说错就凭一句话，也不必反思，头一阵在“前门”即大庭广众中对某人（包括外国人）大加挞伐，过一阵子就“后门”请进优礼相加，根本不用向民众出示可信的理由（是“某人”之过还是我们自己之过），倒使人看出这只是权谋的运用也，是“胡日鬼”也。于是狡黠向权谋升级，一般民众恨不得自己马上精通厚黑学，成为一个万人仰慕的权谋家（人生成功的楷模）。中国已经成为产生谋略大师的良田沃土。就是在搞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光有搞实业的本事还不行，还得精通狡黠，成为狡黠大师，从事的正当事业才能软着落。
　　如此能建成一个真正有活力、良性互动的好社会？
　　三
　　农民国民的普遍狡黠与生存环境的恶化息息相关。从人与大自然关系而言，人口多资源少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因素，也就是人为的因素，恶性政治化体制君临一切，占有了社会的一切资源，使原本就少的大自然资源更为稀缺，更不要说社会性的文化政治资源了。于是狡黠化生存成了我们当今的一个普遍的现实，而且由一般性狡黠向权谋化发展，也就是由个人性或者是小团体性的的行为，构成一种集体行为，即集体性狡黠。很少有人怀着正义感去揭穿阴暗的狡黠，大多数人悉心培养与提升已经变成光明正大的狡黠，成为狡黠化生存的有机构成。
　　许多写农民智慧的当代文学作品，其实写的就是当代农民狡黠史。已故作家高晓声就是写农民狡黠的高手，他以含泪的微笑赞赏农民的狡黠。以他的《陈奂生上城》为例（当时还拍了“陈奂生”的电影），陈奂生身上浸透了1949年以来农民的狡黠，他在1970年末（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卖油绳，利用自己原生态的狡黠很快卖完了，但因喝了生水着了凉身子发热昏倒在城里候车室里，醒来才知自己被安排在舒软的席梦思上，原来是曾在他生产队蹲了两个月的县委书记吴楚路过此地认出了他，让他坐自己的吉普车，并对他做了安顿。接着他又有了住宾馆在沙发上蹦几蹦的的经历。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车，仅花5元住了一夜高级房间，老婆保证服贴。“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农民陈奂生这次进城的遭遇印证了“价值的实现必须依仗于强力的认可和支持”，“强势是价值的唯一裁判者”。这就是被集体化了的农民陈奂生的价值观。
　　这跟我上面提到的那个青年乡妇处世所依仗的“强势”多么不同，其文化和精神内涵有多大的区别！陈奂生可比她狡黠多了，这不正是时代社会造成的么！在电影里，陈奂生为求吴书记办事，带了点土特产住在吴书记家里，等待中闲不住帮助种菜，在我看来，这是陈奂生内心的权谋之举，就是说，他的狡黠由低级向高级提升了，由此达到吴书记尽快给他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撑”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现实，进步还是退步？
　　我忽地明白，自己写于2003年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写的就是当代乡村各个层面的狡黠及其恶果。陈跃新原是个民兵，靠狡黠挤掉了竞争对手凌维森当上了民兵队长，土改操别人家又私藏金银，但他一辈子听乡里头头的话，做稳了村支书，他还有一手宰杀和烹调芒鼠的绝技，从而得到更高级领导的赞赏（肯定），由此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改革开放年代，他完全知道如何胡弄上级，更能得到乡里的认可和支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儿子较早地成了房产开发商，自己临近退休转到乡里做干部），对各种人持不同脸色，外表一直保持农民的狡黠相，电视台记者采访，他能流利说出一套让领导希望并喜欢的农民话。此时农民的狡黠被看作当代农民的智慧新时期农民的风采而被社会接受并推广了。对于陈跃新，他的狡黠完全权谋化了，充满了算计，他完全可以胜任乡领导甚至县领导角色（现实生活中确是如此）。这样的“价值”只能自欺欺人，毒害社会，大家学习他的决不是表以辞章的优秀品质，而是学习他如何把狡黠做得滴水不漏，讨领导欢心。
　　而60年代出生的乡民凌世烟，身上有父亲凌维森传导的正义感，但其精神的主导面已被权势腐蚀，不安心农活，天天往乡里跑，希望得到乡领导的发现和重视。就是精神病变，他去纠缠村支书陈跃新，逼使陈跃新下台，他接着去乡里纠缠，揪强奸姐姐的包工头，以实现自己做大英雄的价值，最后死于乡干部的捆打之下，其实他内心等待乡领导（强势）认可他是有价值的。他的“小狡黠”败于乡里的“大狡黠”。他的狡黠没派上用场，某种程度他为自己的狡黠所害，他无法像陈跃新一样由一般性的农民式狡黠向权谋方向提升。比较起来，他的狡黠更有本真农民的味儿。这也说明，当今即使农民用狡黠换来小小的好处（利益），也是损失惨重。最惨重和可怕的，莫过于人心的涣散、颓败向恶方向滑行了，这就是农民民族心灵的自戕。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都是以蕴藉的现实生活为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情形比作品中所揭示的更普遍，更触目惊心。狡黠权谋心灵自戕俯拾皆是。
　　农民式的狡黠是双刃剑，它希望也可能得到某种好处（实惠），具有实用功能，但会污染人的良知，当社会普遍地麻木良知，或亵渎良知，这个社会能健康发展吗？
　　四
　　我是1968年10月下放农村的，此前我对农村没有真切的了解，
　　依照宣读的文件和报刊文章相信农村热气腾腾欣欣向荣。融入农村生活后，从大家的聊谈中，我逐渐知道了更多“狡黠”的行状。县城郊区农家屋向着大路的墙上画着亩产十万（几十万）斤放卫星的大型宣传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放后一次跟着当地人担柴到40里开外的圩场去卖，一个中年乡友指着一大片平展的稻田说，“大路进时候”这里把几块田里的萝卜漏夜连苗拔起堆到一块田里放卫星。何止是粮食，一切农作物都要放卫星，“拔苗助长”在全社会花样翻新。在队里劳动的日子里，我经常听人扯起：1960那几年搞劳动竞赛，漏夜举火把（搞通宵）耘田，一条坑十多亩稻田打个吆喝就过去了，这是“搞”（土话玩的意思）社会主义。这类集体性的“胡日鬼”跟农民的狡黠没有直接的关联，大家都知道“人哄地，地就哄人”的道理，但这些花样确是农村基层干部受上级怂恿叫出来和做出来的。队长一点不脸红地说：没办法呀，你不这样就要受抬（批评），坐冷板凳。这个队长是狡黠的，但狡黠的内容及方向与农民原生态的狡黠毫不相关了。
　　但也有不少与农民原生态的狡黠相关的。如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许多农民被派去山里烧木炭，还要按时挑到指定的地点，分配了任务，激励机制就是“插红旗”。农民的狡黠就派上了用场，他们在竹篓下塞干燥的松毛，上面放木炭，这样人轻快又完成了任务受表扬（我的长篇小说里描述过这种情形）。砍了这么多树木烧土高炉，炼出的尽是废铁屎，那些挑炭弄虚作假的农民算值了。你可以想像当时他们窃喜的得意相。
　　下放期间，打农药是桩苦活累活，一般总是叫家里成份不好的人或没什么背景的人做，这些人倒听从使唤，默默去做，有时也会叫成份好的青年打药，他们就大讲价钱，说要打两倍的工分，队长当然答应，队长笑着说：你要多少工分？我给你，工分打不完哪。结果那人偷偷把几瓶农药倒在水沟里，自己躲在一个地方睡觉。晚上记工分时，那人振振有词说：打药减阳寿，还要加工分！此人的狡黠就体现为诡诈了。
　　当然农民的狡黠也有利于自己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比如夏收或秋收，把精谷掺到秕谷里当秕谷分掉，队长对上面说：减产呀，年成不好呀。这就要全队人搞攻守同盟，不过每每出“叛徒”，有人很快报告给大队头头。又比如食油（茶油，即木梓油），上面（一般是公社）规定每人（一年）不得超过4斤或6斤（不等），多余的一律卖“超购油”，队里就想办法，说“洗禾镰”（解放前单干，夏收秋收结束要像样地吃一顿）大家聚餐，于是热闹几天，炸米果（糕点），宰猪，用这样的方式把粮油分掉。
　　狡黠向着恶性发展。人民公社年代几乎年年交公购粮都有故意掺沙石的。我所在的生产队有石灰和泥面两种晒场，石灰晒场晒的稻谷沙子少，留作社员口粮，而泥面晒场沙子多晒的稻谷就用来交公购粮，当然还要跟公社收粮员搞好关系，检查才能过关。全队上下没谁说不对，农民还口出怨言：让城里人吃吃沙子也好（其实城市居民的大米是去了沙子的，当然是国家受损失）。这也可以看出农民对国家的感情在淡化。自然农民自己的心灵也受毒害。
　　70年代每年秋冬由于学大寨开路开荒造田，无暇垦复油茶山，导致油茶山荒芜，茶油产量锐减，上面就出台按茶山垦复面积补贴大米指标（平价）的政策，于是队里就谎报了许多面积，套取了国家的粮食（当时平价粮是一毛多，高价粮是六毛多）。这跟我们读书时（文革）去“串联”，在外地接待站虚报人名多拿一点补贴差不多。只不过类似这样带有集体商量的事，大家还有个限度，决不敢变本加厉。大家都这样搞，因而也就理直气壮。得逞了，大家偷着乐。大家嘴上念的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于人民”与己毫不相关。
　　80年代赣南出现了贩卖假银洋的一阵风，某县是“源头”或叫“贼窝”，原来这一拿手好戏早在30年代苏维埃红军时代就上演了，那时红军用假银洋到白区的赣州换真银洋。作案的狡黠心理和手法如出一辙。
　　到了90年代，狡黠向权谋化发展，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其主体是市县乡村各级干部。比如报数字，赣南某县一个管农业的副县长（我的一个朋友），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实在的，年报农民纯收入，他报的较低，还是有不小的水份，可是市里一个管农业的副书记一个电话“不要拖全区（市）后腿”，他还是把指标大大抬高了。他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么？自然，在运作（翻来覆去改数字）中，他得指示（暗示）手下“一条线”层层做手脚，也就是说谎要说圆全，不要露出明显破绽。这不是集体性的权谋吗？还有，某县争取到改建公路的一个项目，钱款可观，很大一笔钱县里挪用，年底省里派人来验收，可急坏了县交通局，他们为能有效地阻止验收，不惜动用炸药堵塞路道，几百上千方石块堵住了去路。一边把验收人员招待得好好的，一边装出农民的诚恳相，说连日雨雪塌方，路道危险，我们把修好这条路提高到对老区人民负责的讲政治高度，你们完全可以相信哪。这样通过了验收。这样叫会办事。
　　再举前些年一个例子。某中央首长到赣南一个老区县视察，地方上层层布置做准备。路边的土房刷上白灰，过于破烂的赶紧拆除，还得计算在首长下车“方便”之地抢建铺瓷砖的厕所。选择很农民化的农家做“踩点”，把公家的彩电、沙发、电冰箱等现代家俱搬到那几户人家里。进村的水塘放着临时收集的各家各户的鸭子，为好辨别，各家的鸭子做记号，有的腿上系了红绳，有的背上（或头或尾）涂了红色或绿色，有的头或尾剪毛。有的临时把柑桔“嫁接”（也就是捆扎）到别的灌木上。鸡鸭成群欣欣向荣农村小康生活的效果就出来了。岂能用农民的狡黠来解释？这是一种包括在记者和农民在内的合谋与权谋。其实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破绽，比如在水塘里的鸭子来自各家各户，是不会扎大堆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农民式的狡黠。中央首长走后，乡里要搬回那些家用电器，那几户农民就不肯了，说你们干部是这样向领导介绍的，进了屋子就是是我的，不然我去告状！一句“告状”就吓倒了乡官和县官，他们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只有作罢。此时此刻这几个农民成了乡干部的强力者。其实他们是在应付在演戏，并不是存心要送什么电器给农民，而这个农民凭着朴素的狡黠（低级的权谋）就羸了一把。参与“演戏”的各方人士都各得其所，似乎都让“强力”肯定了自己的价值。对于干部而言是政治价值，有此其它如经济等价值也会随之实现（这是讲政治的奥秘）；对相关的个别农民而言，知道干部们的“软肋”，白得白不得，在他所付的代价，就是听从领导吩咐，说几句出自农民之口朴素的“颂辞”和“要求”（决不会给当地领导出难题找难堪）。附近旁观者知道也无关大局。
　　农村农民农业工作到了这个地步，是好是差谁也说不明白。不过，我倒在想人心的进与退民族心灵的自戕问题。那些报刊电视上的高头宏论漂亮言辞犹如美丽的鲜花绿叶，它们到底嫁接或植根于何处农民的心灵、干部的心灵还是社会的心灵上？后者心灵上开出的“毒花”或者说“残花”，能与前者相般配、相重合或相媲美吗？
　　至于近年城建拆迁中居民为得到多一些补尝，漏夜用水泥砖搭建（陈行之先生已说过），临时铺大理石地板，如此等等，真是用尽心思。在强权强势面前，草民只有这样了。这样环境中人心不受到荼毒才怪呢。
　　五
　　大学不在于盖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出真正的大师；昌明盛世社会进步不在于有多少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如何花红酒绿轻歌曼舞，而在于人心的昌明人心的进步，它体现为一种健康、诚信、善良、博爱、进取、向上、表里如一的社会风貌。面对凭着高级狡黠青云直上的官员，面对凭着低级狡黠获得比别人多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的国人，面对泡在无数高级低级狡黠故事中动心和不动心的民众，心胸日趋狭隘目光短浅只考虑自己（一家子和小团体）不顾别人的风气盛行，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让明规则形同虚设由种种社会世相导致的狡黠与权谋相辅相成民族心灵的自戕，我心头不由苦涩绵绵。
　　200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