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新到一个城市，通常你所能发现的最热忱的交流者，大概就是计程车司机了。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服务是非常优质，不仅礼貌得体，而且几乎从不会给你绕路，即使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大陆人。和他们聊天也许你最能了解普通人在想什么。
　　最近一次和一个台北的哥的聊天，是从西门町搭车到考试院附近我住处的路上。他叫陈国豪，什么国豪啊，国才啊都是台湾特别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周年纪念，中正纪念堂到228公园这一带政治气氛都很浓。我们的谈话，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对台湾政治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跟我说：“太民主了也不是个好事，你看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都没本事。”这样的观点，我在台湾听到不止一次，不过倒还是很想了解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觉得民主不好？于是问他此话怎讲。
　　他抱怨说，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是光会讲好听话，一点都不管事。他指得“不管事”，是说台湾从民进党上台以后就取消了出租车限额制。现在任何人只要找不着工作，只要能买得起一辆车，就可以申请个出租车牌照上街运营，也不用为了执照交钱。这样门槛很低，台湾当出租车司机的人就太多了。陈国豪不爽的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好像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今年28岁，开出租车有三年了，“赚不了多少钱，我这样一天干上12个小时，一个礼拜干六天，辛苦得要命，一个月也就赚个6万多（大概人民币一万三千左右），只能凑活养家啦。”他讲的是实话，台北市常驻人口只有280万，出租车就有三万多辆，再加上台北县，桃园这些邻近地区的记程车也都可以来台北市运营，台北出租车的密度是在相当的高，在台北市区几乎闭着眼睛，随便一招手，就会有车停下来，甚至有时你发现路边停着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车。这是在大陆的城市里几乎不会遇到的景象，在北京和上海，出租车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街上奔波，而且你还经常在路边站上十几分钟都拦不到一辆空车。而且相对于台湾的平均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来说，出租车的价格也不算贵，起步价换成人民币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陆的比较，国豪就表现出了对大陆的兴趣“在北京或者上海开计程车应该很好赚吧？”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公会的人讲的，听说上海差不多2000万人，才六万辆出租车，是么？”他指的公会是民间组织台北记程车公会。我记不得上海准确的数字，不过按照记忆我可以告诉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许国豪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证了，有些得意：“那还不赚翻了！”不过转念这种对比更让他觉得失落“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计程车都这么多了，还在发牌照，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一点都不会管。”
　　这让我觉得有些好笑，我问国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个司机，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看来不知道“我们一个月也要给公会交大概六百块吧，公会就代表我们替我们争取一些权益，我们从入这行开始，大概要缴会费六年，以后就可以不交了。你说的公司，要收多少钱啊？他们干些什么啊？”“他们基本上什么也不用干，坐在办公室里数钱就可以啦，你知道他们每台出租车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显出惊讶的表情，“换成台币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万5万块吧。”国豪已经惊得嘴都合不拢了，这显然是他公会的朋友没有告诉他的。“那为什么不自己买一辆车，自己当老板呢？我们台湾的司机现在除了还有一些集资入股的计程车合作社，都自己是老板，现在车也不贵啊？”我接着告诉他：“其实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数也都是自己花一大笔钱买车，不过即使自己买的车，也还是要给出租车公司交这么多钱。”国豪已经觉得难愈置信了，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为了让他安心开车，我只好跟他进一步解释。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刚才所推崇的大陆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车牌照控制得非常紧。这样的结果是，只有少数有关系的人开的公司才能获得牌照，很多人想当出租车司机的，但不能像台湾这样，自己去交通局申请一个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里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们的垄断地位，设立高额的租金，坐着收钱就可以啦。这导致的后果是，第一，你所知道的，大陆这些大城市，出租车很少；第二，出租车司机赚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湾司机辛苦的多，每天大概14个小时跑在路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几乎没有星期天，因为每天都要交份儿钱，没有周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车价格相对于大陆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显得很高，而且因为供给不足，打车常常比较难；第四，因为打车贵，打车难，所以很多上班族都买私家车，私家车多了，这样市区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为市区交通不好，出租车司机就更难赚钱，而且因为被剥削的太厉害，愿意当出租车司机的人就更少。而且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车司机认识不到这背后的逻辑关系，而觉得自己之所以这么苦，还是因为出租车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制的更严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气，殊不知越一照难求，出租车公司就越奇货可居，他们压榨司机的谈判资本就越强。反过来倒是台湾，放开记程车车牌照，既帮助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计程车司机给自己打工，比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这样好象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会理念。
　　说到这里，国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来还想能不能到上海去开计程车呢？听你这一说，我还是安心在台北干吧。不过我搞不懂，这么不合理的制度，你们大陆怎么不改呢？”我反问他“你要是大陆交通管理局的干部，你愿意改么？拍卖牌照可以挣一大笔钱，政府公务员就可以有好福利啊，你捏着这些管制牌照的权力，别人都要来拍你马屁啊，有人来送钱，送房子，还有人请你出国旅游，你小孩哪怕没什么本事，都有人会给他安排一个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国豪没有说话，我告诉他，就是这些人在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啊，他们管得这么爽，如果没有民主的力量来推动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改呢？他们反倒会找出一堆理由，什么价钱管理啊，规范经营啦，来强化管制措施。我又问他“你现在还觉得台湾领导‘不管事’，不好么？”国豪大概沉默了半分钟说：“你讲的，我过去倒真是没有想过。”后来他一直没有说话，看得出来他是在思考。这个时候，我也在思考，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彼此误解真是很有意思。
　　到我住处的时候，国豪对我表示感谢，他告诉我，今年暑期的时候，他准备一定要到大陆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