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飞：无禁忌社会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今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从富商大贾，到街头乞丐，都伸出援手，救援灾区同胞，亿万国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同情心和强烈的公民意识。世界各国纷纷表示赞叹！
　　为什么一次人之常情的救灾行动，会让我们震惊呢？这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见死不救、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穷奢极欲、恃强凌弱，为富不仁、不忠不孝等等现象，时有发生。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无禁忌社会”，无道德、无尊重、无良知、无同情、无爱心，似乎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是不是经过这次汶川救灾，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呢？显然不会。但我们从中得到启示，虽然社会上存在着无禁忌现象，但是国人的善良、同情、互助之心并没有泯灭。我们不能永远依靠灾难来激发人们的良心，我们应该对各种无禁忌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找出原因，加以纠正。
　　笔者以为，造成无禁忌社会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社会治理手段存在严重缺失。
　　美国思想家庞德指出，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控制手段，但也需要道德、宗教、习俗、传统等多种手段的配合。建国以来，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乃至法律虚无主义在我国甚嚣尘上，不仅一切优良传统都被斥为封建迷信，而且，国家的公检法系统都被砸烂了，出现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疯狂状态。
　　客观地说，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拨乱反正，我国破除了法律虚无主义，开始重视法制建设，法律的作用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制度，例如道德、礼仪、习惯、传统文化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制度的缺失，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了误解，例如，一个非常突出的误区是，人们不仅把法律机制看成唯一的社会约束机制，而且，把刑法所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误解为“法无明文规定皆可为”。以为只要法律不禁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由此，社会上各种不道德、不名誉、不雅观的事情就由小到大，由角落到大街，大鸣大放起来。
　　其次，基层的社会公正体系建设有问题。
　　除了法律等形式上的约束以外，人们的行为也受到社会公正体系的重要影响。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必要的公正，公共部门及其人员不是作为社会的表率而是奉行自私自利、人人为己的准则，那么，这个社会的风气必然受到重大挑战。现实地看，这些年，我国一些地方明显存在这一问题。
　　以90年代中期以来的企业改革为例。在一些地方，一搞企业改革，就意味着普通劳动者要丢掉饭碗，老百姓要自谋出路，但与此同时，官员们的岗位却不许竞争，甚至有些官员们还要把企业MBO一把，摇身一变成了企业的大老板。这实在是太不公正了！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缺乏公正，甚至根本没有公正，但还要这个地方的人们都能拥有爱心、同情、互助等美德，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再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的泛滥。
　　适度的消费和娱乐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但是，铺张浪费、穷奢极欲则是不应该的。这些年，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享乐之风在我国迅速兴起。有观点认为，追求消费享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需要，不仅没有害处，反而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正是这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理论，使一些人冲破伦理底线，放浪形骸。他们不是积极回报社会，而是极尽享乐。据相关报道，我国虽然在世界上算不上真正的富国，但早已成为国际顶级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大国。许多富人精神空虚得只剩下钞票了。
　　这种享乐主义，必然对社会风气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一些人无廉耻、无信仰、无怜惜，无同情，等等，莫不与此相关。
　　根据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三种对策加以解决。
　　首先，要切实抓好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公共决策的公正性。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纲领，其中一项重要的要素就是公平正义。这次汶川救灾之所以能激发中华儿女巨大的同情心，与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相关的各项实际措施，大大提升了公正度，增强了人民的向善之心。
　　其次，要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发挥道德、传统、纪律等手段对法治的补充作用。比如，传统上，中国人都有一个“对得起列祖列宗”的自律。这一传统对人们的内心和行为都有不小的约束。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作用，是一个亟待重视的时代课题。
　　最后，要大力加强教育，发挥先锋模范人物的作用。这次汶川救灾中的一面旗帜，是温家宝总理。地震后两个小时，温总理就立即出发，赶往地震灾害现场进行指挥。温总理的这种精神，不仅值得所有人学习，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社会秩序与风气的好坏，与这个社会的领导群体密不可分。如果领导群体能率先垂范、身先士卒，那无禁忌社会的治理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