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网上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我的第一次相亲 大学时代，我曾被父母安排相亲。客观地说，我的成长环境一直比较自由和宽松。当年大学选专业时，父母尊重我的兴趣，任我选择了喜欢的法语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我先后三次拒绝报考公务员，没有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发展，他们也没有多言。可遇到择偶，他们就变得“封建”起来。 大四时，父母来中山大学看我，刚入住黑石屋，就明确说翌日有个陕籍穗户的男孩过来跟我见面。第二天，对方在父母的陪同下，提着贵重的礼品上门，长辈留下我们俩聊天，自顾出门散步。攀谈后发现，他和我一样，父母都是市里公务员，本人是国内985大学硕士，毕业后在省政府做公务员。显然，在我出生的那个北方地级市，尽管不会明说，但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家有待婚子女的父母，对市里适龄男女的潜在婚配地图了然于胸。像公务员家庭，都对本地干部网络和“政治家族”印象深刻，这从基层官场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中就可见一斑。 网上也有描述商场、官场、学术场等多个领域相互渗透并实现多赢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相亲角的“潜规则”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期近一年的实证研究中，我发现相亲角的择偶标准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代际承袭关系非常清楚。 许多被访者称相亲角为市场，“这里是市场，正常现象，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嘛。说的难听点，你看现在每个月拿50006000元的男的，在这里是上不了台面的，男的5000元左右，也就不要来了，来干什么呢？哪个小姑娘会嫁给这样的？除非是外地的，自己赚1000元的小姑娘。大专学历的男的，除非你赚大钱，要么爹娘是大官，本科毕业的小姑娘不会看你的。” 也有被访者认为，来相亲角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婚事打翻身仗，至少是寻求门当户对的婚姻： “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流动性降低。 关于中国社会流动性这个议题，从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白发相亲”的步骤可以得到印证。一方面，父母在相亲角首先相的是“目标父母”。父母经过多重筛选，将初步的“结婚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子女，子女决定要跟谁面谈和交往。 假如有AJ共10位被选者，他们可以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任何一位或几位候选人，但是他们却不能拒绝这一类人。因为AJ实际上是属于一类人，是与相亲者本人阶层地位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同类人。因为，我们发现择偶过程中，子女的选择范围是既定的，是明显的同质婚。 从相亲角的“白发相亲”者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断然看不到“富二代”、“权二代”、“垄二代”和“军二代”的身影，有的大致是两类人：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价值150万以上的市区房产两套以上）为主角，普通市民为陪衬。 这个婚姻市场的准入门槛较高，城市贫民和“凤凰男”（指那些出身于全国农村、乡镇、小县城和小城市，在高考选拔中成功胜出，通过个人奋斗在大城市初步站住脚跟的“贫二代”）基本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 上海相亲角的父母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当，而相亲角也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的“通婚圈”。从相亲角的阶级分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阶层流动状况。 “同质婚”的回归 从上海相亲角扩展开来，在中国当前的阶层通婚圈中，非富即贵者的子女和大权在握者的后裔，仍旧是明显的同质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阶层的壁垒更加森严。 同样是随着市场化，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单位制及其衍生性服务，对城市个人和家庭的制度化安排和帮助正在逐渐消失。所以，面对子女的找对象难问题，知青一代的父母们只有走向市场，试图为孩子寻找“上迁婚”，至少是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的机会，借此以确保或者提升自身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 普遍来讲，法国历史学者潘鸣啸称之为“失落的一代”的知青一代，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有着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转型阶段遭遇经济困窘。然而，他们的苦难似乎还在延续到子女的婚姻上。 简言之，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不管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来出现了一个同质婚的回潮。 出身如何影响一生 那么，高流动性的社会究竟能否实现？美国经济学者GregoryClark在今年刚出版的新书“TheSonAlsoRises：SurnamesandtheHistoryofSocialMobility”中表示悲观。他通过跟踪调查家族姓氏，研究现代瑞典、14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清朝等不同国家和时代的阶层流动性，发现出身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更多。即便是社会制度大不相同的现代美国、社会主义中国和现代日本的社会流动性都较低。 因此，相比于社会的高流动性，固化或许是常态，制度对社会的流动性影响不大。来自《文学评论》的书评认为：这本书直接暗示读者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生活这场游戏的赢家，你该娶嫁谁？ 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流动性降低的事实，提醒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一定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能力和背景，不能有半点幻想的成分。以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为核心的剧情，只能存在于韩剧营造的梦幻中。
管华陈鹏：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力的性质来源及界限摘要：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并不因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规定就成为国家权力，仍然是学术权力。它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力范畴。高……陈国刚：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摘要：新修改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明确了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横向划分看，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只……张国旺：宪法宣誓、人民主权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谁是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一项重要决议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韩大元：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全面推进宪法实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抓紧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对于全面推进宪法实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聂鑫：共和中的不和：《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的失败摘要：德国《魏玛宪法》的缺陷一直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崩溃的原因之一，而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争议也贯穿于民国北京政府的始终。东西方两个从帝制到共和转型的国家遭遇了类似……吴昱江：试论比例原则在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平衡下的使用摘要：同时作为法定权利的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没有清楚的界限与位阶。当不同法定权利之间的位阶与界限模糊不清时，司法裁判就必须介入，重塑一个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案件事实的权利秩……高秦伟：论食品安全规制和最佳威慑的实现摘要：食品安全规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借用市场的力量，运用私法的力量，更需要充分发挥好政府规制的威慑作用。近些年来，各国食品安全法在修订层面均以增加威慑为主要取向，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田飞龙：香港宣誓释法与违宪审查制度建构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治国方略与制度实验的第一部正式法律，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础，与香港奉行的普通法共同构成香港法治的权威来源。但在香港经历“占中运动”之后，法治根基动摇，违法与暴……马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解释的三个问题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的释法没有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但推翻了其解释，等于否决了其判决的正当性，降低了其法律意义。2004年的释法涉及《基本法》附件，附件的……易有禄：设区市立法权的权限解析摘要：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设区市立法权的行使要受到法律保留、列举事项、立法权能三方面的限制。出于对《立法法》既定立法制度的遵循，取得立法权的设区市应当在此界限范围内……任进：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和规范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并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