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近期，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是吹响了中国向文化强国进发的号角。文化强国战略的意义，不只是要在全民族范围内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一种全新的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只有文化的复兴，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建设瓶颈：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软实力弱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同样滋润了世界其他民族，也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养料。但是，文化资源大国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弱小的重要原因在于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严重欠缺。因此，要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必须要挖掘中国从资源转化为实力的能力不足的根源。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在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存在的将资源转为实力的能力不足的根源在于文化自觉不足，导致文化自强十分困难。
　　所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简而言之，文化自觉就是要说清楚自己的文化传承关系和品格。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把“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在相同意义上提出来，要求学人对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在比较中看到它们的特点及其长短，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应研究外国学术文化之长以济本国学术文化之短，并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之优长加以融合，为学术文化开辟新路。
　　中国文化自觉不足原因可能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对何为“国粹”、何为“国渣”没有弄清楚。今天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整理国故。提到“整理国故”，人们自然会想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发生的“整理国故运动”。也许当时发生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如胡适所说的要通过“整理国故”来“再造文明”，但他们的确并非只是要“为学术而学术”来整理国故，而是通过“整理国故”，“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达到“解放人心”的目的。今天要实现文化自觉，也需要“解放人心”，使民众乃至知识界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必然导致缺乏对文化的传承。因此，中国文化自觉不足的原因还在于缺乏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种形式的知识：一是价值之知，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实之知，如中国历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三是形式之知，如汉字、汉语以及通过汉字、汉语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艺术形式等。但是，今天的中国主要是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形式之知”，而“价值之知”和“事实之知”则多数被抛弃了。
　　中国文化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相反，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严重削弱。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民族历史被中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失落。因此，在西方以消灭文化多样性为目标的文化扩张面前，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而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存量”，更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存量发挥着潜在性和基础性的功能，尽管其功能是隐性的，但它确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因”。因此，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地使优秀的“文化基因”在人为的干预之下在今天乃至未来得以传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增量”，它要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无疑要与中国的“文化存量”进行有机结合并内化为中国社会新的“文化存量”，特别是对中国原有的“文化基因”进行改造。这样，两种“文化基因”的相互吸纳而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的基础。两者有机结合的前提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新的整理，厘清国渣与国粹，使优秀的“文化基因”能够与外来的优秀文化结合，形成新的“遗传密码”，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传承。
　　文化自负，必然结果是文化保守主义
　　所谓文化自负，就是一种对待自身文化态度上的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文化自负是文化不自觉的一种表现。
　　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朝贡体系和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体系，造就了中国的“天朝”意识和“中央之国”的情结，其特点是唯我独尊，从各个角度强调“华夏相对于夷狄的尊贵地位和不容侵犯的权威”，并最终形成“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文化等级观念。这就是文化自负现象。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盛况，一方面赋予了古代中国统治政权强有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经过历朝历代的嬗变后更确立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这种秩序观，与其说是从种族来强调的，不如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长此以往，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最终也走向了文化夜郎主义：自我封闭和对外界的茫然无知。
　　不仅“华夷秩序”反映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而且“天下”观念也同样表明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
　　“天下”观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整体主义，另一方面它也进一步强化了华夏中心主义。在“天下”观念中，中国“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
　　由此，我们可以在“天下”观念中看到：其一，家国同构体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甚至也无确定民族为依托的集合，任何实现儒家伦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纳入这一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其二，中国是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之邦，处于道德的最高等级，是人类社会的中心，根据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可把其他国家分为夷国和藩国，它们均处于天朝帝国的周围。因此，那些没有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个人、共同体和国家，就往往被视作不可教化的另类和异端。
　　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根据认为“天下”暗含了中国领导世界的内容，如“中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当然也不能赞同“汉以来的进贡体系虽仍然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影响，但天下观念已被歪曲，大一统帝国这一新身份使原来的文化边界变成了政治边界，原来文化性的华夷之别变成了政治性的华夷之别”的说法，甚至认为“天下体系是一个反帝国的政治体系”。笔者坚持认为，“天下”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的色彩要比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的意味更浓。正如钱复所说，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天下”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它仍然是一种文化优越论，是一种文化自负表现的抽象表达。这种文化自负使得中国人即便是在从18世纪的繁荣走向19世纪初期的衰落时还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天下观念的迷思中，并未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说，由于文化自负，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有学者将这种迟钝称为制度惰性使然，但笔者觉得这是文化保守和文化自负感所致。
　　历史虽不能重复，但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重提整理国故，也是因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表现为，由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由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过度自信，并认为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中国模式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概念，是一套“经济话语”，但有学者将这一“经济话语”转换成“文化话语”，认为只有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才能产生中国模式和经济的迅速崛起；更为甚者，有学者又进一步将这一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将是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把中国模式转化为“政治话语”，其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一切作合理性的辩护。这样会阻滞改革甚至导致中国社会的停滞。
　　文化自卑，必然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自觉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自卑。文化自卑是一种在对待自身文化价值上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
　　中国文化自卑感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首先是从器物文明上感觉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性，感知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中国农耕文明所不及的。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应该说，中国在器物文明的学习上取得不小进步，不仅在中国建立了一定近代工业的基础，而且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中国在甲午海战中仍然是惨败。于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仅有器物文明的学习是不行的，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在学习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是康梁变法还是孙中山通过“揖美追欧”来实现“旧邦新造”，最后都失败了。这就表明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仅仅停留在制度学习本身之上也是不行的。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越来越低，特别是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次次加深，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失望也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社会的文化革新运动在所难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矛头一开始就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集中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罪恶感和“赎罪”意识，文化自卑程度之深甚至对中华民族在种族方面的品质也产生了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一度出现要求废除汉字、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等文化现象。
　　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自卑感依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仍然是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认为文化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是中国现代化无法真正取得突破的根源；其次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自信，认为没有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现代化最终要陷入困境；再次是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来自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采用西方市场经济而取得的，因而没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等等。
　　文化自卑的结果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时，总结一条重要经验：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所谓“灭其史”就是灭掉它的文化。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自己灭掉自己的历史、灭掉自己的文化。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有诸多的弊病，如林语堂从国民性的角度概括中国文化的弊病：忍耐性、散漫性、老滑性；鲁迅认为中国文化的是“吃人”和“被吃”，并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于陈腐的思想与学说，甚至认为这是“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由“早熟之病”引发出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在没有前途和暧昧而不明爽五大弊病，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中没有可值得借鉴的东西，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优秀的部分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值得吸收，
　　在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之后，能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与过度批判，只会导致当今中国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过，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文化自卑固然是当时的主流，与此同时，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努力也一直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导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西方开始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甚至怀疑和否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审视自己所追随的西方文化：梁启超直接否定了“科学万能论”；张君劢指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向外侵略，掠夺他国财富供自己挥霍；二是在国内少部分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大多数的利益；三是表面幸福，未必真快乐”；熊梦飞指出，“拜金主义与享受主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双轮，双轮上载着奢侈的文明病。西洋人生的目的在赚钱，赚钱之目的在享受，享受之结果是‘穷奢极欲’”。
　　在经历着文化自卑的心路历程中，理性、成熟地看待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中国文化自信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从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发展曾郑重发表了三次宣言：第一次是1935年1月，王新命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第二次是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4位教授在台湾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原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第三次是2004年9月，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提议并发布的《甲申文化宣言》。
　　这三次文化宣言历经近百年，其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或许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矫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的动向，以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三次宣言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而是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深忧虑而发出的呼号。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之后，从未有过的文化自卑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不摆脱这种文化自卑，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这样一种目的而使得三次文化宣言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不能实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实现文化自觉，也就不能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负使中国人面对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只会盲目乐观。虽然中国不乏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着文化自负感，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即便是在中国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文化自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通病。这种通病表现为，要么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么主张脱胎换骨，以迎合西方所倡导的文化全球化。其结果是，由于否定传统文化而使文化创新缺乏文化存量的基础；由于迎合西方的文化全球化而对西方文化囫囵吞枣。前者在把资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中，根本就不知道转化什么东西，因为当传统文化被否定以后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转化了；后者则是试图把外来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洋买办”，为别国在中国进行文化扩张推波助澜。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