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成武张平：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透视

　　【摘要】民众健康的社会心理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政治稳定性和民众社会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影响政治稳定性的良性社会心理表现为理智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开放忠诚的社会情感体验，求稳怕乱的社会心理需要，较为普遍的主观幸福感受。影响政治稳定性的不良社会心理表现为社会群体敌视情绪滋生，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认知与情感困惑冲突。为此，提出设计惠及全民的公平经济制度，推进化解官民冲突的廉政制度建设，实施切实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教化，构筑有效的社会疏导与支持网络等矫正措施，以实现民众社会心理的优化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政治稳定；社会心理；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一、引言
　　政治稳定性是指政治系统结构的稳固性和运行的有序性和连续性。稳固性指政治系统内部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不随意更改变动；有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合理；连续性是系统功能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国家政治稳定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权体系稳定，即政治共同体稳定、政治体制稳定和执政者稳定，政治共同体稳定要求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对国家的认同持续不断；政治体制稳定意味着宪政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得以持续；执政者稳定就是不存在政治领导人的非常更替。二是国家权力结构合理，体现为权力结构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合法性、有效性和统一性。三是政治过程有序，意味着政治决策和政治实施有序。这三个层次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其中政权体系稳定最为根本，政权不稳就是政治的绝对不稳，而其他两个层次不稳是政治的相对不稳。当前，中国步入“十二五”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受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此时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而怎样有效化解变革中呈现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而实现政治稳定有序的发展？这既需要经济、政治、社会多角度的全面剖析，更需要对民众社会心理状态进行深刻透视。
　　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段时期内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状况的认知反映、情绪基调和需求倾向的总和。它来自社会个体心理的同质性，却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相加。社会生活发展状况直接制约大众社会心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多元特征，社会心理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而大众的社会心理又对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发挥巨大的反作用。针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民众心理总被当做“晴雨表”、“风向标”和“载舟或覆舟的水”不断得到提及。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四十二章写到，“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幸福”、“尊严”、“社会心态”等是有别于以往经济、物质增长客观指标的主观心理指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就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认为政府施政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而今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理念和实践已经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法国、英国、巴西等国都启动了相应的研究和实践。这些事实说明，关注民众社会心理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更是稳定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具体来讲：
　　首先，民众心理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尽管政治结构设计合理，政治权力体系完整，但是如果没有民众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热爱，民族分裂主义盛行，政治冲突不断，就难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国家就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没有民众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的政治共识和支持，政治体制稳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没有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充分信任，执政者稳定就不复存在。其次，民众心理的向背影响着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良好的社会心理状态意味着民众对执政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认可，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首肯。有了普遍的积极心理状态，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就会得到保证。最后，民众心理的向背制约着政治过程的有序性，集中表现为如果民众缺乏一种赋予政治决策及其实施以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质疑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社会心理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政治决策就会丧失它的功效能力，政治过程的稳定性也就会被干扰和破坏。
　　鉴于此，深刻把握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社会心理发展脉搏，分析其背后的诱发因素及其对我国政治稳定性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党和政府科学地制定大政方针，团结各种可以团结力量，达成善治；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影响我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表现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尽管还存在比较贫困的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但是，国民依旧强烈的感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经济结构到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又必然对国民心理产生全方位、高强度的冲击。中国民众需要在30多年的时间里消化和承受西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经受的心理转型和社会适应压力，如此巨大的反差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失衡也是数倍叠加的。可见，现时中国的民众的社会心理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特征，既有推动政治稳定的积极心理表现，亦有破坏政治稳定的消极心理表现。
　　（一）推动政治稳定的良性心理表现
　　1。理智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得越来愈理智和成熟，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事、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人的生活，但这并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危机状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民众的反应冷静达观。一份来自2008年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接近9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会在三年内有所好转，60。5的受访者相信中国会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另据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内容，2010年4月，有60。8的城镇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程度严重，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是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承受”，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这些事实说明民众的心态逐渐从改革初期浪漫亢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国民对改革进程也不再抱以盲目乐观的态度，大众普遍具有问题意识，敢于反思和质疑，已经学会了参照不同国家、不同视角全面地看待问题。中国国民挫折容忍能力增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有助于民众科学合理地看待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容面对，维系稳定。
　　2开放忠诚的社会情感体验
　　情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态度体验。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都将产生巨大变更。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民众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不断提高。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热情十分高涨，大批国民走出国门接触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理念，而海归的学子也把国外的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影响着国民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推进，新的文化模式、经济模式、商业模式、政治模式应运而生，带来社会大变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9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微博用户达到2。5亿。网络中丰富的信息资源吸引着社会主流群体的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信息在互联网中可以随手可及，中国网民浸润在网络海量的信息包围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纳和审视外来的价值观念，表达思想，交换意见。在积极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信息的同时，国民对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在不断地提升。经过三十余年的济经持续高速增长，我国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相应地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他们理性而多样地参与着国家的政治生活，“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神州飞船”载人升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大大增强。来自2008年北京市民对国家认同调研显示，民众的爱国情感显著增强。居民普遍表示“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感觉很好”，“当别人批评中国人时，觉得就像批评自己”。开放的外来文化接受心理和忠诚的国家归属感情交相辉映，极大地促成了目前中国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局面。
　　3求稳怕乱的社会心理需要
　　需要是个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表现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是个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需要总是指向某种东西、条件或活动的结果等，并随着满足需要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在当前我国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人们的需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生理性的温饱需要上升到安全、归属、社会公平和尊重、友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多层次社会需要同时出现，体现了社会需要的复杂多变性。但是，在众多复杂需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需要是求稳怕乱的需要。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带来了太平盛世，稳定是太平盛世产生的文化基础与社会条件。只有稳定才能享人间太平；只有稳定才有盛世产生，这业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积淀，人们对稳定的需求高于一切。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众又亲身经历与体验了诸多历史事件。1978年之前近30年的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待与选择。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心理遭受极大的创伤，生活质量急剧下降。1978年之后的30年中，中国建立了良好的物质根基和体制环境，民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大力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前后30年的鲜明对比，使得改革发展稳定凝聚着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民众对稳定的局面倍加珍惜爱护。另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Barometer）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两项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信任中央政府，并且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求稳怕乱”是其重要特点，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传统文化和现实经验是产生求稳怕乱需求的基础，目前求稳怕乱的需要已经深深烙印在国民的内心深处，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稳定性的坚实根基。
　　4。较为普遍的主观幸福感受
　　幸福感，又称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
　　包括生活满意感、需要满足感和价值实现感三个基本成分。早在2003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切身感受的软指标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要全民幸福。幸福的人会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对需要达成状态感到满意，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状况感到满意。由此民众的心态祥和平稳，情绪积极乐观，必然有助于减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而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研究显示，8766个居民样本中有45。7的人选择了幸福和非常幸福，只有7。9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样本的平均幸福水平是3。42（最小值1，最大值5），这说明了我国居民总体上来说是幸福的。又据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民生指数”课题组基于全国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显示，感到“非常幸福”的人占14。9，“比较幸福”的人占59。2，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前两项加一起的得分为74。2，即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美国盖洛普民调机构2012年4月9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过去三年，金砖五国中巴西和中国国民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最高，而且只有中国人连续三年感到生活水平持续得到改善。中国国民2011年对生活水平感到满意的占72，高于2010年的66和2009年的60。这些数据事实说明当前中国居民有着比较普遍的幸福感受。这种感受必将提供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政治稳定的强大支撑，占据主流的积极心理取向夯实了中国政治稳定性的基础。
　　（二）破坏政治稳定的扭曲心理表现
　　1。社会群体敌视情绪滋生
　　群体敌视情绪是指群体对某一对象在情绪上的对抗、反抗或者抵制，它与仇视、怨恨、憎恶等情绪密切相关。这种敌视情绪导致的行为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们用说话和行动来表示不快，如嘲讽、辱骂、抗议游行和集会；二是剥夺现实的和个人的财富，如抢劫、毁坏物品或场所等；三是针对他人身体敌对，如攻击及杀害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深，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更是愈演愈烈，不仅数量快速上升，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而这其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它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敌对”。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67的被试选择“压抑”情绪导致了生活中动不动就“骂”或者“怨恨式批评”的现象。这种“群体性敌对”是各阶层抵触与仇视日益显化的表现，是“官民冲突”、“贫富冲突”的反映。在公众眼中，富人的标签是飞扬跋扈、为富不仁；公务员的标签是待遇优厚、贪污腐化。同时，社会低层的形象也被标签化。在许多公众眼中，农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违法犯罪的也多为农民工。这样，无形的墙隔阂着各阶层和谐，成为仇视和抵制心态生成的土壤。另外，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等也与群体性敌对相关。民众对于“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是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写照。2009年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河北大学“李刚案”、2011年“广东乌坎村聚集、打砸、毁坏公共财物案”等等，其背后折射的社会心态令人担忧。根据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Theory）和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EmotionsTheory），如果弱势群体的成员面临群体间地位的差别被认为是不正当的；群体边界是不可渗透的，即低地位群体成员无法加入高地位群体，成员会加强对本群体的认同，从而引发谋求改变本群体不利地位的集群行为。当群体认同凸显时，即形成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生的群体愤怒，愤怒情绪会增加集群行为的冒险性，使群体成员采取更激进的行为方式。所以，当有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一些群体性事件，就会引发一定社会成员的群体认同，进而出现对于导致社会不公的公共权力机关的愤怒情绪，干扰正常网络舆情，加剧群体性敌对。当社会的群体性敌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诱发社会冲突和动荡，积怨越深，强度越大，破坏性越强。应特别警惕利用网络舆情将“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2。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可心灵却越来越“脆弱”了。据人民论坛杂志6235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通常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这些弱势群体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地位”情有可缘。但是，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多年来，尽管居民的阶层差距逐渐拉大，但是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不大，国人的阶层认同普遍偏低，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或者中下等。这一普遍弱势情绪或者阶层认同极化现象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烈和自我效能感降低。正如马克思所说：“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人们在生活中会结合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进行比较。例如，激烈的官场竞争、严格的问责制度、强大的政绩压力使得领导职务官员焦虑、紧张油然而生。而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可利用资源有限，工作不满意时常常“忍”为上，难免产生压抑和弱势的心理；面对财富和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知识分子又显然处于“弱势”；对白领来说，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难以承受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另外，弱势心态亦来源于人们在面对不公平时的一种控制感或效能感缺乏。如果一些本来希望通过努力和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人发现个人努力没有效用，个体便会降低自己的自我效能，产生弱势心态。这种较为普遍的底层认同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导致风险性更大的决定。经常有一些“无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由此社会政治稳定受到极大挑战。如果“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障碍，可能把社会导入人人失败的“囚徒困境”。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存在的对公共事物、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者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种普遍而近似的态度，是基于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和行为后果预期而形成的价值心理。这种态度的一致为社会成员互动提供了一种高于各自立场分歧和自身差异之上的共同信念，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纽带。2010年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1171分居民样本的社会信任调查显示，社会信任总体得分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属于低度信任水平。在行业和部门信任中，中央政府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商业行业信任度最低，为55。2分，传统媒体信任度较高，网站较低。人际信任局限于家人和密友之间的特殊信任，其中家庭信任得分高达94分，属于高度信任。被试对陌生人和网友的信任度极低，其信任得分分别为22。5分和19。1分，属于高度不信任水平。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就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义务的困局，一方的道德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由此也出现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甚至更恶劣的“小月月”事件。在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陌生人居多的社会中，人际普遍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而普遍信任程度低，将会影响到公共参与和各种亲社会行为，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制度、规则等的信任和遵从。
　　对地方政府社会信任的困境一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对于经济投资，尤其是“土地经济”的投资，很容易获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社会投资则明显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预期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信任。二是来自于官员的腐败和跋扈行为。经济和人事领域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个别官员的跋扈行为，使得官民之间的信任瓦解，出现“再怎么解释也不信”的状况。商业行业的不信任来自于商业领域的各种欺诈行为，从“毒奶粉”、“双汇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到“毒胶囊”等药品安全事故，其背后是制度机制的欠缺和监管乏力。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等成本较低，如果获得权力的合作，那就更加有利可图。而政府监管在“增加管理收入”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监管乏力”亦顺理成章。深究人际普遍信任缺失的根源在于当货币化的经济利益和自私自利的心理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远远高于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信任是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策略，提高社会信任度会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和运行的成本。而且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比如对各级政府和管理者的信任。当政治不信任盛行时，政治抗争事件会经常发生，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性。
　　4。社会认知与情绪困惑冲突
　　社会认知是个体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状况的总体认识与理解。社会情绪是在社会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主观态度体验，如喜欢、厌恶等。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调查显示，困惑迷茫是民众社会心态的突出特点。调查中有34。4的人不确定目前社会心态的状况，31。3的人不确定是否满意社会心态的状况，众多的不确定说明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困惑迷茫，既不了解，也不愿从情感上做出判断。另外，从国民目前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总体得分比较情况看，知情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冲突。不满意社会心态的比例高于不认可社会心态的比例，即民众在认知层面上是可以理性的接受与认可目前的状况，可是在情绪上却是持有不满的，民众内心的冲突比较明显。这种困惑迷茫、知情脱节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社会信息的大量充斥和涌进，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的拮抗，东方和西方的冲突以及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人们不断在传统价值理念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选择，迷茫于应该开放、精明、享乐，还是保守、憨厚、耐劳？困惑于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实惠与希望，但现实又难以令人满意。茫然于顺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倾向和崇拜其极大的物质发展现状，还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知情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民众很容易被一些突发事件激发出来，形成消极情绪感染和集群行动，引发社会动荡。而无所适从的社会心理又极易催生盲目从众现象。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行为情境十分模糊的情况下，从众是最安全的选择。迷茫困惑容易诱发在是非判断和行为选择上“一窝蜂”、“随大溜”，当有一定人数引领、宣传，就会让不明真相的民众受到暗示、感染、跟从，使一个极小的事件在很短时间内演变为严重的事件。当前民众内心冲突困惑的状况不容乐观，必须十分鉴戒其对于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威胁。
　　三、民众扭曲社会心理的矫正
　　影响中国政治稳定性的心理因素中既有良性积极方面，也有扭曲消极方面。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影响政治稳定性的积极和消极心理因素是矛盾的对立面，二者既相互统一，即双方能够互相吸取和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得到发展，从而为扬弃对立，解决矛盾准备条件。同时又相互斗争，即双方可以相互渗透、彼此消解对方力量，不断推动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发生变化，导致其相互过渡和转化。鉴于目前二者的力量对比状况，可以肯定的是良性积极心理是主流，
　　它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吸收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而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有力地支撑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局面，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和谐有序地发展。但是，影响政治稳定性的消极因素也在矛盾统一体中对积极因素进行渗透和消解，不排除其在一定的时间内压倒积极因素的可能性。因此，必须防微杜渐，将消极心理排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
　　（一）设计惠及全民的公平经济制度
　　若要矫正影响政治稳定的群体性敌对情绪以及底层认同等消极心理，就必须切实纠正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的现状，进行科学合理的经济制度设计，转变经济增长类型，变不公平的经济增长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尽可能让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而不是仅仅少数人能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并且平等受益。第一，坚持以发展为主题。应该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通过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关注农业稳定发展等方式，扩大经济总量以降低失业率，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收入。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为降低失业率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提供物质保证。第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温家宝总理讲到，“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又是我们政府的良心。应制定和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相关制度措施：首先，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应当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范围，加强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设施和能力建设，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有效运转。只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了，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其次，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完善民办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又称“三次分配”制度，在道德力量的支配下，社会成员以自愿捐赠等方式，资助困难群体，使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二次分配的不足；最后，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整不同阶层、区域、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总之，凭借科学设计、严格实施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增加的社会资源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消弭阶层隔阂，增强信任，化解社会怨恨情绪，增加政治稳定性。
　　（二）推进化解官民冲突的廉政制度建设
　　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从根本上纾解社会怨恨情绪和弱势心态、重塑社会信任的重要路径。第一，要加强廉政教育，着力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加强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为党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权力观；要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针对不同类别、不同岗位，紧贴领导干部所处的心理需求及社会环境进行教育，真正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要把廉政教育贯穿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过程，使其坚守信念、道德和法纪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积极引领。第二，加强群众利益表达和回应机制的完善。凡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都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精心设计群众参与平台，畅通群众评议的渠道，使决策更加符合民意。决策的依据、过程和结果，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外，都应向群众公开，做到群众知情、知政、知廉，提升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要推动坚持领导干部下乡到户、下基层调研制度化、经常化，主动回应群众的反映，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党员干部滥用职权、与民争利、贪污腐化、失职渎职等行为，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严明党的纪律，提高公共权力机关的公信力，由此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官民冲突。第三，强化媒体社会责任同时，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做到客观、真实、准确报道，不夸大、不渲染、不炒作。同时，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同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针对网上发布的涉官、涉腐的负面报道，做到不回避、不拖延、不包庇，抢占舆论引导先机，以免让网民和公众认为是“官官相护”，进而将不满情绪引向政府，酿成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三）实施切实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民生改善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政治目标，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升民生基准的过程。胡锦涛指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立足当代中国最新实践基础上升华的民生政治新境界。这一境界的实现可以从根本上铲除生成不良社会心理的土壤，增强阶层融合，构筑民众相互支持、尊重和爱的氛围，达成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首先，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机会、接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及生活质量，教育已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源配置要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倾斜，给予弱势地区和群体教育资源的优先供给。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解决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等方面的不公现象。花大气力解决择校、入园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加强校车和校园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其次，就业是民生之本。各级政府务必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扶持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和企业，如服务业、创新型科技企业等，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加强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工作，让每一个劳动者“有活干，有饭吃”，切实增强人民的福祉。最后，社保是民生之依。要把老百姓都装进“保险箱”，健全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加强对特殊困难群众的救助。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最终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通过完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构筑健全的民生政策保障体系，为矫正敌对、不信任等民众扭曲社会心理奠定基础。
　　（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社会有意从事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活动，是由社会组织和计划的，在个体学习与社会教育共同发挥作用过程中促使人的社会化完成的教育实践。社会教化以社会政治经济为背景，通过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组织等机构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教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矫正中国民众认知和情感的冲突以及迷茫困惑的心理的关键路径就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教化，弘扬主流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领多元价值，强化其对多元价值的引导、示范和规约，旗帜鲜明地弘扬正气，并大力推行主流价值认同的实践与探索。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深入人心，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同，才能为迷茫困惑和心理失衡提供指引，才能为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提供坚实的“软保障”。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容的主渠道宣传告知与理论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一把尺子，它可以衡量各种思想认知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大小。要利用完善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政府、社会团体教育渠道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加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政府网站等代表着国家和社会主流声音的舆论导向，打造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载体。由此，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告知和深刻说理论证基础上，深化民众对其合理性的认识，帮助他们建立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知识架构，使其学会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灵活地看待和分析我国的各种社会现象。以主流价值导向的标准分清良莠，化解认知和情感的矛盾。第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容传播的刚性约束。要积极推动立法进程，把主流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用法律的权威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细化现有的先进精神文化生产的制度政策，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建立新的政策制度。如实行“奖先罚后”制度，从利益的层面鼓励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尚行为、先进事迹、模范人物；对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行为，如对各种伤风败俗、贪污腐败、招摇撞骗、商业欺诈等不良风气进行有力批评、严厉惩治，以高扬公民和组织的诚信风尚，深植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三，完善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机制。立足于群众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境遇，利用有效的社会教化平台让群众在实际生活中明白哪些价值观念是社会倡导的，哪些是社会坚决反对的，以便通过这种日常行为实践的奖惩不断强化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例如，完善不同的行业或者部门行为规范，像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弥漫于民众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形成富有科学价值观的民风民俗，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有计划地建立健全新的礼仪制度，像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把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礼仪的基本内容，不断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文化馆等社会教化载体要将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主题活动规划。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体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密切配合，坚决抵制腐蚀学生、大众心灵的思想传播。
　　（五）构筑有效的社会疏导与支持
　　网络社会支持就是通过组织化或非组织化的社会网络，使社会成员在有效的互动中得到物质、情感以及其他工具性的支持，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面对民众的生活压力和怨恨、困惑、弱势的不良心态，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价值观的灌输等宏观层面来矫正还不够全面和细致，还应该加强微观层面对民众个体不良社会心理的调试和矫正，建立有效的社会疏导与支持网络，提供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组织、社区的支持，注重人文关怀，打造积极心理品质。
　　第一，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与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随着社会转型加快，民众各种不健康心态急需得到切实解决。党和政府应该高度关注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要拓展家庭之外的社会支持力量，通过民政和其他社会服务部门健全社会应急救助体系，形成常态的应对物价上涨、失业、灾害、重大疾病、伤亡等困难、困境的救助，使民众在危难时刻可以及时得到来自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的帮助。同时，积极扶持、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的心理健康维护机构，让民众对敌对、不满等负面情绪及时宣泄，减少身心压力，筑起坚实的国民心理健康防线，从而缓解社会冲突。第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基层单位是社区，它日益成为社会危机干预与介入的载体。要不断完善社区网络化管理，健全社会工作机制，培育、发展从事各类生活、身体健康以及精神卫生服务的社区组织，鼓励社团广泛开展康复医疗、收托照顾、咨询培训、心理安慰、文化娱乐等群众性活动，藉此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感受到友好、和谐、安全的氛围，使得个体更为自信、乐观，充满希望、更具韧性。当有针对性、循序渐进的社会组织整合功能有效发挥时，民众生活品质就会得到提升，家庭、邻里关系和睦，政治稳定的微观基础得以优化。第三，充分发挥民众自我教育作用。个体可以在后天学习过程中不断获得社会适应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建构活动，建立完备的自我心理调控机制，学会自我支持。首先，需要民众培养积极思维习惯：一是适应性思维，只有先适应环境，才有改变环境的可能。只有悦纳自己，才有提高自己的可能。面对由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弱势境遇和愤愤不平的情绪，必须学会开放地承受，理性宽容地看待，然后采取可行的、力所能及的措施加以解决；二是建设性思维，要善于忘却已经证明失败的想法和做法，不要情绪乱发泄式地对待面临的社会不公等问题。要使广大民众理解政府不是万能的，社会管理需要国人用热情和智慧共同参与。文明社会要求民众为了社会利益用理性约束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利益，在利益分配和协调方面，需要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三是优势思维，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个人的优势方面，自尊和自信就会增强。其次，学会乐观归因。要善于把消极事件产生的原因归为他人的、暂时性、局部性原因。例如，我的生活处于底层状态，不是我能力的原因，而是现实生活世界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原因，不让某一挫折殃及自己生活的全部，分清想象的挫折和客观的挫折，摆正心态，增强坚韧性。
　　综上所述，通过宏观层面经济和政治的制度设计与政策保障、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与教化，再加之微观层面社会疏导与支持网络的推动整合，有效搭建优化民众社会心理的网络平台，发扬光大民众社会心理的积极主流取向，调适矫正民众社会心理的不良表现，遏渐防萌，从而有力地夯实我国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基石。
　　来源：《理论与改革》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