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平：不怕权力大就怕责任小

　　3月11日，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坊间颇有议论，有赞有弹。12日、14日《南方都市报》分别发表社论《大部制小步推进改革直面利益格局》和《地区改革呼吁有限度的中央集权》，点出此次机构改革所面临的实质：政府有权无责，权力无法制约，责任无从追究。以今次南方雪灾为例，只见处处英雄，不见任何一个部门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是权力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此次机构改革，无论是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权衡与妥协，还是中央与地方的争权与放权，都只是表面现象，此次机构改革所引起的冲击还仅限于湖水的表面，隐藏于微澜湖水底下的暗涌，实质上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事实上，只要机构改革不触及根本，无论改革多少次，改革的纷争和阻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要打破机构改革的僵局，只有建设权责对等的机构与政府。那么部门与部门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将不复存在。因为，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所以，不怕权力大，就怕责任小。在亦步亦趋地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试水机构改革，建立权责对等的机构与政府，不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最小。
　　无论是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扩大，还是各部门权力的增加或缩小，在权责对等的前提下，所有改革的政治成本与政治风险将最小。以发改委为例，国务院中最强大的集权机构发改委之所以饱受病诟仍然屹立不倒，一方面有中央政府对地方强权崛起的政治担心，另一方面有发改委抓权争利卸责的经验在前，使得此次机构改革显得首鼠两端，与前五次相比，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无论是“大部制”，还是“行政三分”，小步子亦需坚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只在岸边走。
　　有人担心此次大部制改革令大部门权力独大，出现类似第二个发改委，建议增加“行政民主”议程。事实上，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增加行政民主议程并非没有可能，但“引入”行政民主，即“引入”政治风险，中央未免投鼠忌器，来自下层的阻力不必说，上层自身的阻力就不小。新加坡是典型的“大政府、大社会”的新权威主义国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成功，除了执政党能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外，还在于其权力与责任对等的体制。有人认为新加坡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新加坡执政党的经验，其实消除腐败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政治风险。在青年学者康晓光看来，民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坏的选择，执政党要建立新的权威，有时候只需一点“仁政”即可化解困局。
　　“仁政”的前提在于掌权者的良心。然而“良心”往往是最靠不住的。在中青年学者秦晖看来，与其相信“良心”，不如相信“制度”，而“制度”也是可以妥协的，即“共同底线”，也叫“秦晖底线”，而“秦晖底线”最底层的一条，就是权责对等。用秦晖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能左手要权力，右手丢责任，既要权力国家干预，又要责任市场化。我们可以“大政府、大社会”，也可以“小政府、小社会”，但不能“大政府、小社会”。机构改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大部门、小责任”，或“小部门，大责任”。此次机构改革所谓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归根到底还是“免责之争”。广东申请“区域协调发展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申请试点“行政三分”，只要“责随权走”，“权带责下”，也未尚不可。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向中央提出申请的时候，我们想得更多是什么？责？权？利？
　　2008317午夜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