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稀世珍宝是这个昏庸皇帝遗留下来的

　　宋徽宗虽说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尤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的。他天资聪颖，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十六、七岁，已经成为知名度极高的艺术家了。即位前，宋徽宗赵佶经常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赵令穰）以及黄庭坚、吴元瑜等人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画高手，对赵佶艺术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赵佶“能书擅画，名重当朝”，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宋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技艺大进，成为当之无愧的画坛巨匠。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这种看法还是客观公允的。
　　现存宋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代表作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绢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被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十件仿真精品，每件价格高达人民币五十余万元；
　　二是《写生珍禽图》，它是宋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卷高27。5厘米，全长251。5厘米，共分十二段，每段接缝处都盖有双螭印，共十一方，在公元2002年中国嘉德春拍会上，被一位二十多岁的神秘青年以2530万元拍走，创当时中国画拍卖纪录；公元2009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夜场，又以5510万元刷新拍卖纪录，加上佣金，实际成交价高达6171。2万元。
　　宋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尤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较楷书更为出色。“瘦金体”与李煜的“金错刀”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书法史上耀眼的双璧。徽宗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比较多，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作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时赵佶四十一岁，其笔势奔放流畅，跌宕起伏，一气呵成，颇为壮观，丝毫不亚于唐代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纨扇七言诗》，上写有“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个字，笔法婉转秀丽，连贯如龙蛇，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宋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对翰林书画院的重视。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宋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像空间。
　　宋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宣和年间，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少年所作。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请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
　　还有一次，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从构图到技法均令人称道：构图一改传统常规，将飞鹤布满天空，然后，用一线屋檐之静来对照群鹤飞翔之动，又为画面制造出故事悬念，在中国艺术史上属于天才尝试。
　　由于宋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并重视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宋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宋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书画。宣和年间，徽宗令人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墨迹，编写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并刻了著名的《大观帖》。这些对丰富绘画理论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历代帝王中嗜好收藏书画并参与创作者不乏其人，但没有人像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如此广泛深入地融入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赵构，在治国理政上没有多少令人称道之处，但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赵构从小便酷爱书法，最终也成为宋代杰出的书法家。像赵佶、赵构这样的父子皆为皇帝、大书法家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宋徽宗治国固然不得要领，甚至一无是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他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