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发明之后，肺炎便不需要中医了吗？为什么外国人要青睐中医

　　近年来，一股＂中医药热＂在欧美悄然兴起。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著名学府都已开始研究中药，西方主流社会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医药。欧洲已承认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草药的合法地位，而此前他们并不认为中药是药。在经历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后，西方社会正掀起＂回归自然＂的潮流，而中草药刚好是天然产品，没有副作用，特别是草药的独特疗效，比如银杏叶制剂曾在非典期间表现出的突出功效，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医药正在走向世界。
　　我们在北京中医医院采访过程中，恰好有一个由国家商务部举办的对外援助项目——中医国际培训学习班，有来自26个国家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60多名中医爱好者参加。他们中有许多人多次学习过中医。
　　在我们拍摄《神奇的中医》的过程中，有一个5口之家的美国人到中国旅游，到北京中医医院来参观，他们来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来体验中国的针灸和看看中药房。那位一家之主的父亲麦克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他们除了现场观看医生为病人进针外，还特别想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因为他有偏头疼，走遍了世界最著名的医院，用了好多止痛药也没有治好。当他得知北京中医医院用针灸治疗偏头疼效果非常好时，就特别想体验一下。在他的要求下，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马琴医生为他进行了针灸，而他的太太和3个儿女用惊羡的目光看着他，并用英语和他分享着快乐。
　　随着社会发展，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激增，老龄化社会降临，疾病谱改变，医学模式转变，医疗费用直线上升。人类应当怎样寻求出路？近几年来，一个＂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大潮汹涌而至，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人民，不约而同地把希望投向了我国的中医药。随着各国有关法制的建立健全，中医药进入医疗主流体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西欧，针灸已获得合法地位，并列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少医院都设有针灸科，许多西医诊所也兼行针灸。目前，西欧各国至少有5万名针灸师，法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针灸课，1997年又成立了跨国性的欧洲中医大学，总部设在法国，西欧各国设立分部，学制5年。《法国针灸杂志》、《经络》等有关学术杂志纷纷出版。
　　针灸已成气候，中医药应用也日见增多。近几年，欧洲草药销售市场年均增长速度达10%。从我国大陆进口中药材数量更是呈数倍、数十倍增长，许多国家政府也都陆续发布了有关草药方面的政策法规。
　　在我们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梁永宣博士的聊天中得知，她曾在日本学习两年，亲身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医药的热情和喜爱，经常组织有关中医药的活动，并且出版许多中医药的书刊进行宣传。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医药就传入日本，日本汉方医学即起源于我国古代中医学。目前，日本从事中医药研究的达5万人，18个主要研究单位包括亚洲医药研究中心、东京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研究中心、日本汉医研究中心、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等，都是颇具实力的科研机构。外国人为什么青睐中医
　　日本民众具有服用中药的传统，现有汉方药厂约200家左右，汉方制剂的品种有2万多种，目前被收载于医疗保险药价目录中的方剂已达233种。日本对汉方制剂的研究尤为重视，有煎剂、散剂、片剂、胶囊、滴丸、丸剂、颗粒剂、口服液等，其颗粒剂是为解决丸、片不易崩解且服用量大问题开发的新剂型，已占汉方制剂产量的60%以上。大部分汉方制剂有明确的成分标准、药理研究及临床功效数据，在生产过程中的浓缩、干燥、灭菌、药物动力学、药效学等研究方面，都融入了现代新技术，并开发出了新辅料、新添加剂，从品质到外观均优于我国中成药。
　　日本在我国六神丸基础上研制出的救心丹，年出口量达1亿美元；他们生产的柴苓汤已获美国FDA临床实施许可证，年出口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日本每年约100万人使用中药小紫胡汤，因他们研究证实小柴胡汤治疗肝炎、保护肝细胞有显效。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医药需求，日本厚生省正在执行由政府投资的引种中国药材一建设专项基地一发展中药材生产的五年计划。现已建成中药材植物种植园，栽培品种达500种以上。目前，药材种植户和生产企业都不断扩大种植品种和生产规模，现日本已贮藏了1500种药用植物的种子用于引种载培。企业对中医药的研究开发也十分重视，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占总销售额的12.5%，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心脏病、癌症和老年病的治疗药物上。
　　韩国对中医的研究已经到了很深入的地步，我们看过的电视剧《大长今》里就足见其影响。
　　《光明日报》曾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年的复活节前夕生活在意大利罗马的中医何嘉琅教授，收到了一份意大利总理府送来的礼物：一个银质雪茄烟盒。这种烟盒是意总理府的传统特制礼品，盒面上镶着意总理府基吉宫的精美图案，所附卡片是意总理阿马托个人专用的名片式贺卡，上面是他的亲笔题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这一消息传出后，意大利总理给中国医生送礼的故事成为意大利人津津乐道的美谈。
　　阿马托总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情严重时甚至无法站立，使他不能正常工作。去年底，在法国尼斯召开欧盟首脑会议期间，阿马托总理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因此其病情在意大利国内外引起了关注。对于此类病症，西医的传统疗法只能是通过外科手术暂缓痛疼。而作为政府总理，阿马托日理万机，从时间和精力方面来讲都＂做不起＂外科手术。总理府的保健医生们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请来了定居在罗马的中国医生何嘉琅教授。何嘉琅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医学世家，他家几代从医，誉满杏林。何嘉琅出国前在浙江中医学院任教，来意后更以传播中医为己任，把在中国的行医经验与在欧洲的临床实践相结合，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成为在意大利著名的中医专家。在为阿马托总理诊断后，何嘉琅教授采用中医针灸的保守疗法，治愈了阿马托的病痛。在很短的时间内，阿马托总理行立如常，恢复了正常工作并如期踏上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旅途。
　　康复后的阿马托总理对神奇的中医由衷地佩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自己受益于中医疗法的事，对中医赞扬有加。3月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欧盟特别首脑会议期间，当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问到阿马托的病情时，阿马托高兴地说：＂是古老的中国传统医学使我及时得以康复！＂随后，意大利新闻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总理靠中医治好了重病的故事成为当地的佳话，中医的神奇功效折服了意大利人。邓铁涛：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邓铁涛，这位中医领域里的领袖级的人物，在他89岁高龄时，还出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中一个中医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专家组组长的职务。作为我国中医药界的泰斗，他的命运一直与中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南方邓铁涛的名声非常大。有医生称赞邓铁涛＂心似佛而术近仙＂，有关他治病的故事，流传甚广。
　　对肾绞痛，只需要一只杯，对准病人肾区拔火罐就可止住。肠重叠的婴儿，先开中药，然后用蜂蜜糖水灌肠，再施以梅花针，就可以避免开刀之苦。
　　有一个中医的母亲，手术后发热，用了很多治疗方法都不能退热，邓铁涛为她开了补中益气汤，连这位中医都不相信，黄芪、当归、白术都是温热的，如何吃得？但病人服用后高烧渐退，200元的药解决了大问题。邓铁涛用的就是传统医学中＂甘温除大热＂的方法。
　　在中医中本来没有重症肌无力的概念，这个病西医也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邓铁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到重症肌无力的病例，从2001年开始专攻重症肌无力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危险、最致人死命的呼吸微像(呼吸麻痹)。这个阶段的治疗病死率是36％－40％，但近几年邓铁涛一共抢救了21例出现呼吸微像的重症肌无力病人，无一死亡。而邓铁涛治疗重症肌无力，运用的就是传统中医＂脾胃益肾，脏腑相关＂的理论。
　　由于岭南体质阳虚和痰湿多见，邓老认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等临床常见病，通常要结合这种体质特点。比如南方气虚阳虚体质的冠心病病人中，不应滥用活血药，因活血药多辛香温燥，＂壮火食气＂，加重了气虚。
　　这是1968年的一个故事。
　　1968年夏季,邓铁涛带着广州中医药学院的学生来到广东当时的顺德县陈村公社巡回医疗。到了一个村后，见到有几个人同时在发烧，他们全身乏力，脸色和皮肤发黄。过了一天后，又有十几个人发现同样的病情，然后又有几十人患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村民们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邓铁涛根据几个人的病情断定这是中医所说的＂黄疸＂，现代医学称＂甲型病毒性肝炎＂。这么多人患病，又在乡下，到哪里去找治疗药物呢？邓铁涛急得在村旁山上转悠来转悠去。突然，一种中草药进入他的视线，茶绿色，高二、三尺，叶片呈椭圆形，是＂溪黄草＂。他立即奔回这个村，让村长敲钟集合村民，分头去找这种中草药。溪黄草在当地并不少见，只是村民平时不太留意。不到两小时，村民就采集了几大捆溪黄草。邓铁涛让人煎了一大锅，让所有病人都来喝。不久，患者全部康复。
　　溪黄草味苦甘微涩，性平，中医说它清热利胆退黄，去积止病，多用于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急性胆囊炎等病。走在抗击非典前线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中医可谓是打了一个胜仗，对于非典的论证只是邓铁涛传奇人生的一个片断。南方都市报记者张丹萍在《邓铁涛:心似佛而术近仙》一文中对有这样一段记录：
　　2003年初在非典悄悄袭击广州的时候，没有人敢打扰高龄的邓铁涛老人。他正在忙于心脏搭桥围手术期的中医治疗的研究，同时也正在治疗一位侧索硬化肌肉萎缩的患者，向这个世界医学难题发起攻坚战。
　　在学生接他到去医院会诊的路上，他听说学生的爱人，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感染了非典，正高烧不退，邓铁涛老人马上通过电话会诊治疗，提出停用抗生素和激素，改用中医的治疗方案。三天后她开始降温，最后痊愈出院，而且一边肺的阴影也没有蔓延到另一边肺。而就在这个病例中，邓铁涛大胆使用治疮的药方＂仙方活命饮＂来防止肺纤维化，被称作是匪夷所思的举动。
　　从此，邓铁涛老人加入了抗击非典的战争中，除了上书中央，建议用中医参加非典治疗外，更亲自参加战斗，邓老家的电话起此彼伏，成为＂抗非＂的热线。邓老还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预防非典药方。
　　而就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邓铁涛提出了非典的致病物质与气候有关，这种湿寒气候适合这种邪气(病毒)的生活、繁殖，因而非典大规模暴发、流行。他预计到六月天气转热，非典就会消失。而后来情况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预测。
　　广东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取得了抗击SARS的阶段性成果，走在世界的前列。从全世界SARS的死亡率来看，广州是最低的。非典之后，广州的中医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4年中医泰斗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在研讨会上，邓铁涛提出，医学不仅仅只有重视微观的西医才是惟一的医学科学，立足于中医学也是科学。比如说，2003年SARS流行，世界统计，中国大陆死亡率最低，广州的死亡率更低。溯其原因，是广州中医介入治疗最早之故。邓铁涛说，当时中医无法追求确认＂冠状病毒＂而是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与病人的症状表现，确认SARS是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辨证治疗与预防，取得很好的效果。而西医，千方百计用电子显微镜抓到＂冠状病毒＂，然后找寻防治之法，其目的也仅仅是杀灭病毒。＂事实证明，中医防治SARS效果胜于西医，已可定论！＂
　　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看到中医学在现代医疗领域经常被忽视甚至是否定，邓铁涛在《正确认识中医》中说：＂抗生素发明之后，肺炎便不需要中医了吗?老年肺炎、虚寒证的肺炎，用上中医药就会得救了。我常遇此等证，用桂枝汤或小青龙汤之类，帮抗生素一把。我曾在西医院会诊一例水肿病人，已肿至啤酒桶一样，不能卧，乃特制大木椅坐着，医院已用了不少速尿，就是不能消肿，请我会诊，我采用真武汤加味，约半月，患者前后判若两人，带着空木椅出院了。我的学生杨伊凡1995年3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应患者的母亲(白人)邀请，抢救一个6个月的女婴，该婴患先天性心脏病，已住院四月，一直住特级护理病房，正在等候去墨尔本进行心脏移植。当时患者的病情越来越坏，医生认为没有希望，准备停止抢救，才同意患者家属请中医治疗。从X线显示，由于心脏增大，两肺挤到两边，心率180次／分，发热，心衰，6个月的婴儿体重只有4公斤。医院主要用强心剂和抗生素。杨医生在医院限制其中药输入量的条件下，3月3日到3月8日先用花旗参后用生脉散，之后，医生认为婴儿生存有望，准许中药的输入量由10ml增加至30ml。婴儿肤色转红，四肢温度升高，大便成型，体重增加100g，体温仍有反复，但从未再超过40℃。杨氏处方增加药味，中药输入量增至60ml。3月12日，肺水肿继续消退，心功能逐步增强，已除去插在气管的输氧管，4个月来第一次用鼻自然呼吸。前后对比心脏缩小，各项健康指标均有改善，患儿已完全脱离危险期。但医院仍决定将患儿送墨尔本进行心脏移植。杨氏反对搬动病儿无效，3月20日患儿去墨尔本，因空中运行不适，当晚又出现呼吸困难。24日以后病情较差，已没有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可能，又飞返悉尼，于4月1日死于医院。上面详述这一病例，无非想说明换心换肝并不是说来那么轻巧，以为中医药毫无用处，是过时的早期产品。中医重视治未病，治在前头，可以不用换肝那有多好呢?我就不信肝纤维化是不可逆的，肝硬化早期治疗好了，何必去换肝呢?当然，也应肯定能换肝换心是很高明的。＂
　　邓铁涛认为，中医与西医很大的不同在于，西医着重治病，中医着重治病人。中医学把人放在首位，虽然不能用显微镜抓到＂病毒＂，却能根据时间、气候环境、病邪属性、个体差异和疾病症候进行辨别论治。他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把西医比喻为剃头的，说得非常形象，因为西医治病的原理就是患者那儿有病变了就给那儿做手术。
　　邓老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成就。中医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也是世界人民文化的精华。但遗憾的是，现在这却不是所有中国人、甚至身为中医者的共识！21世纪已向我们走来，展望未来，我认为——人类不能没有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