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娃教育与佛系育儿以外儿童文学如何教会我们情感学习？

　　这些年，鸡娃教育与佛系育儿成为舆论的漩涡，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父母的关切话题，儿童读物在近些年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当我们谈论儿童文学时，该如何谈论儿童的情感成长？儿童文学如何教会我们情感学习？
　　1934年3月18日，一名来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署名为馨的专业读者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作者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希望借此文来解决儿童文学的写法问题。在文中，作者强调：＂儿童文学不是和成人读的一样，只包含些感情作用，而是带教育意义的。＂馨认为，儿童文学必须在富有感情的同时，达到教育规训的终极目的。与馨类似，在遥远欧洲国家的作者，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意识到儿童情感学习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情感学习》一书中所有研究者看来，儿童情感的研究在儿童教育的科学性与宗教性、儿童情感关系的塑型、儿童国民的塑造这三个方面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选取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将近六十本英国、德国、印度、苏联等儿童文学著作与教养手册（advice manual）等研究资料，以文本细读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将阅读情感概念化分成十二类别：焦虑、信任、虔诚、同情心、同理心、爱、羞耻、痛苦、恐惧、勇敢、思乡病以及无聊。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德]乌特·弗雷弗特等著， 黄怀庆译，光启书局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书所讨论的既是是文本作者借助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与意象，期待读者在阅读之后所表达的情感状态，也是儿童读者或者家长在阅读之后所呈现或是符合期待或者与期待不符的情绪反馈与心得。本书所有文章，都围绕一个核心观点来进行论证：情绪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的产物。更进一步说，童年这一＂起讫年份＂模糊的时期、儿童这类群体类别、儿童读物等，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另外，儿童阅读的过程，不光是学习遵守情绪规范、理解他人情绪，更要将自我情绪发展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形式。这项＂儿童情绪改造工程＂庞大而繁琐，涉及各方面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在谈论儿童文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仅仅在讨论儿童文学文本本身。我们谈论以儿童文学为原点发散的各类议题：儿童文学在时代背景下的生产、流通、消费机制；教育体制与机构、儿童教育领域参与者与者在儿童培育中的角色；父职与母职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儿童阅读过程，以及对儿童文学的接受反馈；等等。
　　尽管本书提及许多儿童文学文本在中国受众度不高，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众多学者的分析解读。本文尝试跳脱以往单一介绍每章节观点的评述方法，以＂主观刻意＂勾连出学者关于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情绪学习研究方面的共通点，提炼出本书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科学与信仰、个人与他者、儿童与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对于同一情绪的认知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看法，儿童的情绪诉求越来越得到关注并被赋权，对于诸如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去污名化、公开讨论＂无聊＂得到允许，等等。
　　科学与信仰：不断变化的儿童教育
　　科学与信仰，作为两种儿童教育＂方法＂，成为儿童读物中不断出现的母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化教养儿童成为了时代趋势。而关于＂虔诚＂意识的普及，狭义与广义的信仰也不断深入儿童教育领域。正如第一章《盖斯凯尔夫人的焦虑》所述，对于儿童情绪的认知与关注，伴随学科知识生产的过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对儿童情绪的质性观察（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的育儿日记）、人工实验室对儿童的测试（约翰·华生的行为主义分析）、精神分析的治疗互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研究儿童情绪越来越向专业领域纵深发展。不管是研究报告，还是教养指南、育儿日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儿童情绪以及儿童心理健康知识。随着与儿童研究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建设成熟，对于儿童教育方法论的探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儿童父母也在摸索中不断遵循理论指导，将科学理论应用到日常的育儿实践之中。
　　而在科学理论与实验方法引入的过程中，宗教权威以及其他等级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挑战。第二章《狄肯的信任》从托马斯·休斯的《汤姆求学记》（1857）出发，提出人们在十九世纪依然坚持必须通过学习培养良好品格和宗教虔诚，才能获得同伴与权威人物的信任。而从二十世纪开始，为了应对不确定感与呼应多元主义的时代声音，越来越多的教养手册放弃了单纯的说教，而是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写作手法，通过叙事者、主人公和读者共享学习经验，来确立信任的重要性。
　　而在第三章，关于虔诚（piety）概念的探讨，作者通过研究印度儿童读物的生产机制与推广历史，提出其内涵不仅仅指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虔诚，也包括一系列以自律和尊重为基础的规范与广义的道德信仰。除了宗教虔诚以外，恪守美德、尽社会本分、孝敬父母、爱国等各种类宗教式的情绪，都被纳入到儿童情感教育之中。比如，在人性品格中居于重要位置——诚信，即被列入儿童需要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通过分析各类儿童读物，信用破产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失去他者的信任和承认，无疑给自己关闭了社会进阶与进步成长的通道。此外，爱国信仰也成为激发儿童情绪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文本，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出版的儿童读物，更全面挑动了全民参战的情绪。
　　个人与他者：儿童的情绪成长、社会交往与性别认同
　　在个人与他者关系的讨论之中，至少包含情感认知与情感关系的处理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第一，儿童必须对各种关系的情感类型有所认知；第二，必须学会如何处理自我与家庭、社会甚至动物之间的关系。情绪成长，也成为儿童长大成人、心智成熟的重要指标之一。
　　首先，如何表达爱、接受爱、学会爱，成为儿童成长的必修课之一。正如在第六章《温迪的爱》中提出，儿童文学在教授儿童如何去爱经历了三个转变：第一，性别、年龄、阶层等因素在爱情里显得不那么重要；第二，沟通成为代际交流的重要手段；第三，亲密关系不再与婚姻、家庭、生殖等绑定，更为灵活的爱情模式出现。这些都提供了青少年学习爱的方式的新版本。在经典小说的历次改编过程之中，对于人际关系的不同侧重，也是反映时代对于情感认知的变迁与宽容。比如，彼得·潘小说就由探讨代际关系，逐渐介入到同龄人的浪漫亲密关系之中。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关注私密情欲与涉及其他边缘类情感儿童文学的出现，为新世纪儿童读者提供了具有变革意义的交往法则与关系指南。
　　其次，在探讨家庭、社会、同侪甚至动物之间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时，儿童读物也提供了一系列准则。就儿童与家长的关系来说，根据第九章《勒布拉克的痛》，从体罚到协商，从＂家法处置＂到＂共商家事＂，传统家长制在相对程度上的瓦解。而在同侪关系的讨论中，比如，当个人的男性气概与力比多欲望需要通过少年团体内部的决斗与格斗机制证明时，＂痛苦＂已然成为了一种确立身份、地位、气质、性格，甚至获取其他资本的必然结果。而从阅读史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可以从德国少女文学的案例中发现，同侪阅读怎样成为同伴关系的巩固纽带。就儿童与动物的关系来说，儿童读物中频繁出现动物形象提供了明确的教育材料。在第五章《杜立德医生的同理心》中，通过动物形象在儿童读物中从代理者、教导者受害者到拟人化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作者追溯了人与动物的界限被逐渐打破的过程。儿童读物教会儿童如何与动物相处，如何与动物共情，以及如何从动物身上学到美德。
　　最后，在儿童读物兴起之时，情感性别化成为了这些学习材料的特征之一。这些文本，强化了由刻板印象决定的男女地位与男女分工。从性别角度考虑，传统意义上对于男女孩情感情绪规定的刻板标签，成为了桎梏青少年个性发展的枷锁。比如，在第八章《勒布拉克的痛苦》中作者提出，体验与施加痛苦被认为是男性团体之内构建男性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曾经，儿童读物不断强调忍让、坚毅等品格在男性气概塑造中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性别化情绪归属人类别开始被动摇，某种情绪不再固定具有男性或者女性特质。
　　在第十一章《海蒂的思乡病》中，在早期英国少女小说与寄宿学校故事中的思乡病被认为是少女独有，同时需要克服的过渡情绪，而旅行癖作为男孩发展的必要阶段，与勇敢、刚毅、独立等男性特征息息相关。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思乡病和旅行癖不再作为性别标签，同时也成为了儿童个体巩固自我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特质。现代小说将思乡病和旅行癖置换成了新的概念，这两个特质被认为是一种儿童能动性的表现。
　　儿童与国家：儿童文学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国民塑造
　　因为儿童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的与希望，儿童读物在许多国家被认为是情感动员的重要工具与宣传方式。对于十八、十九世纪殖民地国家来说，如何将儿童情感与帝国关系相联结，成为了许多作家探讨的焦点：＂小说家书写帝国是为讨论如何教育儿童，而书写儿童则是为了支持他们关于如何建构帝国关系的论点＂（102）。就学者看来，殖民国家的儿童文学，事实上在制造他者的过程中巩固了自身的殖民统治，确立了等级关系。
　　在第四章《拉尔夫的同情心》中，从＂同情心＂的角度来认识帝国殖民观。此章通过追溯欧洲的思想体系从白人对非欧洲人的＂未开化＂感到难过并立志教化（1770-1860），到对自身文明持有怀疑态度（1860-1945），到鼓励儿童与＂土著＂自由平等接触（1890-1940），再到道德同情改观（1880-1918），殖民国家诸如英国和德国，尽管在情绪构建上有反复，并不是一如既往地对统治权力充满自信，但在本质上还是在不断巩固殖民国的优越感，放弃情感共同体的塑造。这些文本均证明，在殖民框架下，殖民者对殖民地居民采用一种来自宗主国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而在苏联时期，儿童读物也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作出了贡献。战时儿童被教导成为一名勇敢的、甘于为祖国献身的战士。比如，第十章《勇敢》探讨了谢尔盖·奥斯伦德的儿童小说《战斗的日子》（1926）是怎样通过塑造一名富有男子气概的布尔什维克主人公，来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通过认识感受式的情感成长与情感社会化，苏联儿童实现了与苏联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一同成长，也达到了了激发爱国主义情绪的目的。这类儿童文学的写法，完全也符合传统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儿童实现成长，既是虚构小说中的主人公结局，同时也是在现实生活的儿童阅读者的终极目的。由此看来，儿童阅读本身作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实践，制造出符合国家标准的阅读主体与国民主体。
　　儿童文学，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继续谈论？
　　由于此书是十二位学者独立创作连缀成书的论文集，这十三种情绪的外在边界与内在关联显得相对模糊。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情绪之间没有内在关联，有时候有的情绪存在因果关系。比如产生羞耻感的结果可能是痛苦，由信任可以产生爱，等等。有时候，这些情绪又常常互相联动，共生共存。比如，痛苦作为一种强烈感觉，与无聊呈现此消彼长的对立状况。
　　本书为所有致力于儿童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议题。通过儿童文学的生产者（作者、译者）、传播者（编者）与消费者（教育工作者、父母家人、儿童、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公司企业等）三类参与者的研究，学者们打开了解读儿童阅读材料的新视野。然而，许多议题尚待我们去继续发掘：
　　第一，作为儿童文学的生产者，成人作者与编译者充当了重要的作用。世界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流通＂文化货币＂，在全球文化观念流转中充当了重要作用。由翻译现代性引发的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思考，指引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儿童文学是如何移植到不同国族语境之中、被不同利益群体以不同的目的调用。文本的漏译、错译（有意与无意）、添译等不同翻译策略的使用，为研究儿童文学的＂文本旅行＂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另外，儿童文学的版本问题，同样在出版史领域值得我们思考。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对同一部儿童文学的再版与改编、编者序言的添加与修改等，都左右着儿童文学的文本呈现。
　　第二，尽管本书不断强调＂模仿是透过童书来学习情绪的核心＂（350），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对各章中少之又少的儿童阅读反馈的分析满意。与众多读者反应、阅读政治研究相类似，关于儿童文学情感政治的研究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去寻找并还原可靠的儿童声音的来源？儿童如何发声？目前留存的书面材料基本经过成人之手，还原儿童的声音是否还有可能？
　　另外，阅读政治（politics of reading）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儿童读物的维度。儿童文本的挑选、阅读环境与时间的选择、阅读人身份、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差异等，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父母、教师以及其他成人为低龄儿童朗读中附加的声音策略，诸如音调、音量、音色、节奏、语势等，对儿童情绪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少数族裔而言，口头传统对儿童情绪有什么影响？还有，不同的阅读场景，会对儿童阅读情绪的变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后，本书鲜少提及视觉效应、图像技术、图文互动在对儿童阅读情绪的生成与改造所起的作用。对于识字率不高的低龄儿童来说，儿童文学中的配图、甚至绘本等，对于他们情绪的生成可能需要纳入到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文学、视觉艺术跨学科领域研究之中。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的＂鸟眼兽语＂，包含哪些情感教育的内容？叶圣陶的儿童文学，如何传递感情？童话大王郑渊洁创作的＂硬核＂童话，如何唤起儿童情感共鸣？中国古代的尺牍与蒙学手册，如何进行儿童情感教育？如今，八零后沉迷的奥特曼在2021年依然被少年儿童认为拥有＂光的力量＂的无穷魔力，喜洋洋灰太狼、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成为国产动漫的领军产品，《大鱼海棠》被大众观众认为是＂国漫之光＂，而＂大小儿童＂仍然热衷扮演迪士尼在逃童话公主与王子角色，我们也同样需要拓展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与文化情绪文字与视觉文本研究的新版图。
　　陈昉昊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汉学、儿童研究等。本文原标题为＂情感科学、情感关系与情感动员——读《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