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曾有著名的＂林氏三兄弟＂之说。其中之一的林育南， 一名毓兰,号湘浦，于1898年12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他比林育英（张浩）小2岁，长林彪（林育蓉）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1915年，17岁不到的林育南进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在此期间，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营养，一面寻求志同道合者，积极投身进步活动。两年后的1917年10月，他加入恽代英创建的革命团体＂互助社＂。作为恽代英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互助社的中坚分子，林育南和恽代英一起，组织领导武汉地区进步青年，集会座谈，讨论革命，创办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为当之无愧的青年运动的旗手。 1918年5月，他积极参加武汉学生反对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3月，他与同学胡业裕等在中华大学发起组织＂新声社＂，创办出版《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直接参加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的游行示威。回到武汉后，他把北京的情形向恽代英作了汇报，又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武汉地区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使得五四期间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北京之外五四烈火烧得最旺的城市之一。 1919年6月，受武汉学联的委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不久，回到家乡，在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同年，林育南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常去北京大学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一起研讨马克思学说。1921年7月中旬，林育南和恽代英等人来到黄冈林家大湾，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不久，中共建立的消息传来了。于是，林育南与恽代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林育南到苏联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他开始投身工人运动，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粤汉铁路工人为摆脱贫困而斗争。他用办夜校、工人子弟学校的办法，向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灌输革命的思想，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汉阳钢铁厂大罢工，并指导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随后，林育南和施洋又指导和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他为秘书主任。他们创办《真报》，为工人说话，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林育南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罢工失败后，他被军阀悬赏通缉，但一直隐身在湖北坚持战斗。他编写了《二七工仇》，详实记述了＂二七＂罢工英雄史实，讴歌＂二七＂烈士的革命精神，并以《真报》的名义发表宣言，控诉吴佩孚、肖耀南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1923年6月，他出席了党的＂三大＂后，离开武汉，赴团中央任职。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听取了团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出席少共国际三大代表刘仁静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告。通过了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并明确了团在政治上必须完全服从党的主张。大会选举了第二届团中央执委会，林育南成为4人中央局成员之一（所谓中央局成员即现在意义上的团中央书记，另外三人是刘仁静、恽代英、邓中夏）。 1924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林育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干事。同年5月，他又遭到反动当局通缉，于是前往上海，参加编辑《中国青年》。不久后返回武汉，任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继续开展青年工作。林育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还先后担任过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中国青年》主编。＂能文能武＂的他，充分发挥自己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团中央领导岗位上和具体负责的领域，创造性地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不久后从苏联回国担任团中央领导的任弼时一道，领导开展了与在青年中有一定市场的＂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一小撮政治派别。他们利用创办的《醒狮周报》及多种刊物宣传其＂反对共产党与苏俄＂的政治主张；同时，又用＂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以及＂国家＂、＂民族＂这种堂皇的字眼欺骗了不少青年学生。为了争取部分受欺骗的青年学生，任弼时与林育南一面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对其反革命谬论进行坚决的批判；一面从组织角度入手，瓦解其队伍。他们俩联名签发通告，要求各地派＂观点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争取反动组织中的群众，＂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在此思想指导下，团中央执委又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消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与坚决地斗争，不久，国家主义派逐渐分化并最终销声匿迹。 1925年，林育南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在上海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5月，他在出席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奉命回到武汉，与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一起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林育南任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被选为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1927年2月5日，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发动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群众涌向江汉关附近的英国租界，缴了巡捕的枪械。林育南在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期间， 开办了工人运动训练班、宣传员训练班，设立＂工农通讯社＂，出版《工人导报》、《工人画报》等。同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育南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并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转入地下斗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湖北省委代书记 。他与黄松龄、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长江》，继续宣传革命。同年八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尔后，积极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1927年底，在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严峻形势下，林育南转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却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他认识到，大革命的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敌强我弱之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利用合法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为了党的利益，他站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多次找李立三谈话，希望能客观、实际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可是，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只得分头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李立三对此较为恼火，多次以组织名义召开会议，对林育南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错误已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林育南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错误泛滥，除了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外，还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希望尽早结束李立三错误路线，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才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此时的革命形势有所好转，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10余万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已是摆在党的面前的任务。林育南受中央委托，担任了＂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秘书长。租了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为秘密办公点。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机关以家庭化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林育南成为南洋归来的皮货商，化名叫李敬堂。在这个秘密据点里，党中央、全总的负责人周恩来、翟秋白、李维汉、王稼祥等都经常前来商讨工作。林育南既要负责秘书长工作，又要对这些同志的安全负责。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经过林育南的不懈努力，苏准会秘书处草拟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草案。193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并通知林育南立即带人去中央苏区做大会的准备工作。然而，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从浙江秘密返回上海。林育南返回上海后，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利用这段空余时间，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中央＂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不久，党内发生了王明篡夺最高领导权和残酷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同志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中国，用突然袭击的手法，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推上中央领导岗位，并提出了比李立三更左的方针路线，说＂中国当时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主张在全国范围采取进攻路线等。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２０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合，到了上海竟不被通知开会。林育南是候补中央委员，因与王明有分歧，也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目睹米夫、王明的阴谋活动，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此正义之举，深深触犯了王明。王明掌握大权后，拼命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林育南、何孟雄成了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何孟雄当时的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王明便利用自己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职，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地迫害何孟雄。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彻底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后来，他们决定将反对王明及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分成两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汉口路东方旅社，何孟雄一组在天津路中山旅社。1931年1月17日，由于有人告密，公共租界巡捕房与国民党市警察局采取联合行动，包围了东方旅社，林育南等连会议文件也未及销毁就被捕了。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 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的这次神秘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被捕事件，我在介绍何孟雄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件事非常蹊跷，对谁是告密者，党史界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交通员王拙夫叛变告密，有的人（包括我在内）认为是王明等人＂借刀杀人＂。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我读党史的有关材料时，对王明这个人的人品评价极低，这个人不仅在形象上是个＂小人＂（他的个子非常矮），而且为人上也是一个内心非常阴暗、狭隘的小人，他推行的那套左的东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不亚于敌人。另外，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地瞎指挥，以及我们的一些干部对左的那一套唯命是从，曾经枉杀了大量忠诚的党员和群众。从中国革命的历程看，我们吃左的亏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有些顽固执行左的一套的干部后来在血的教训面前幡然悔悟，痛心疾首。比如我曾经介绍过的沈泽民，以及我后面会介绍的夏曦等人，后来在事实面前都表示要痛改前非。可是，想想那些屈死的冤魂，有时真是让人痛恨。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托洛茨基公开声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时，党内有不少人对此有共鸣，这也成为了托派组织出现的一个原因。有点扯远了，再回过头来说说这次神秘的被捕事件，据有关史料记载：在这次大搜捕前，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国民党当局了如指掌，并把他作為＂首犯＂对待，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陈立夫还亲自出面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党内重要人物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档案、情报，国民党当局对林育南的情况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而且，中央特科曾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又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陈立夫临时改变决定，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五作家等二十四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另据有关史料记载，王明本来已经从中央特科得知，有国民党特务混入了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内部，他却不让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并以＂很危险＂＂已来不及＂为借口，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报信。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会议。党内这么多重要负责人被抓，他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并当着与会人员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何、林等人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他又强行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931年1月18日，共有36名中共党员同时被抓（巧的是，被捕的都是反对王明一伙的同志）。1月23日，林育南等人被解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上海当局立即向南京报告。南京当局极为重视，立即派要员赴上海共同审讯。林育南面对敌人又一次审讯，仍以化名＂李少堂＂和从事掩护的职业＂广告商人＂作答。敌人迫不及待抛出他们已掌握的情况：＂你不叫李少堂，是林育南＂，＂你不是广告商，是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镇定自如地回答：＂你们既然知道了，还问干什么？＂ 尽管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２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用＂专机＂押解到南京，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的办公室。陈立夫当面劝降，被林育南大义凛然地拒绝。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陈立夫与林育南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但林育南的手就是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下达了屠杀的命令。1931年2月7日深夜，狱方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殷夫、柔石等人（包括３名妇女，其中一个是孕妇），说要将他们押到南京去。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心里明白：敌人要动手杀人了。他们相互勉励了几句后，将头发、衣服整理了一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牢房。走到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一名早已等候的法官宣布＂判处死刑＂的决定。宣判书还未念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就高声唱起了《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歌未唱完，林育南和他的20多位战友，就在国民党罪恶的机枪声中倒下了。 上海解放后，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找到了龙华24烈士的就义地点，并在大坑内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遗物及敌人带在他们脚上的镣铐。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后，林育南等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在陵园墓区，并一一立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