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信仰与盛京宫殿

　　摘要：满族从白山黑水不断南迁进而建立清王朝，所凭借的不仅仅是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还有基于共同文化、信仰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爱新觉罗家族延续三百年的萨满祭祀，以及满蒙联姻的国策，使得清宫信仰呈现出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并重的局面，清代宫廷建筑也因此留下了深厚的宗教印记。相比北京紫禁城的佛堂林立，清宫信仰在盛京宫殿更多地体现于建筑形制和装饰结构上。
　　关键词：清宫信仰；盛京宫殿，萨满教，藏传佛教
　　建筑是文明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记载着人类砥砺前行时所经历的荣耀和屈辱。在文化动荡或是历史流转的每个时期，建筑都发挥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河南偃师二里头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昭示着“中国”最早的文明气象。其后的商周时代，中国传统的宫廷礼仪逐渐完备，至西汉形成了传承两千年的《周礼》。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隋之仁寿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以及随后宋辽金元明清的宫殿，大都遵循了《周礼》的礼制思想，布局方式呈现出中轴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等特点。
　　作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宫殿是当时社会文化和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最高体现，但由于木构建筑耐久性差和王朝更替战争的毁弃等历史原因，我国仅存的宫殿只有北京明清故宫和清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即清入关前的盛京宫殿，是满族形成和清朝崛起的历史见证，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察盛京宫殿的样式和装饰，我们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清宫信仰，以及由之阐发出来的仪式感。
　　一、清宫的宗教信仰
　　后金建立并统一女真诸部之后，很快便进入辽沈地区，与汉族、蒙古族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其宗教信仰，随之从单一信奉萨满教，变为以萨满教为主，兼蓄汉、蒙民族的宗教信仰。满蒙联姻国策确立以后，清宫信仰渐呈现出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并重的局面。在盛京宫殿和北京紫禁城，都存在着神秘的祀神空间和宗教象征符号。
　　（一）敬天法祖――萨满教
　　萨满教是满族及其先世信仰的原始多神教，以萨满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而得名。其主要内容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及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仪式。清朝“自发祥肇始，即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设位以祀神”。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均认为后金（清）能够成就洪业是因为他们上承天命受天护佑，每逢重大军事、政治活动及重大节都要举行祭天仪式。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先后制订了五项清宫祭天礼仪，初步使萨满教礼制化、宫廷化。清入关以后，以“敬天法祖”自居的历代皇帝始终坚持萨满教的信仰，“旧俗未尝或改”。乾隆年间，清高宗为使满族萨满教祭神祭天典礼规范而完备，特颁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作为宫廷、王公及满洲八旗祭神祭天的礼仪标准。关于盛京宫殿的祭礼，清高宗东巡之行还专门派司俎宫先期前往按《典礼》豫为教习训练。今沈阳故宫仍保留有部分乾隆时期清宁宫祭神的祭器和萨满所用的神具，如萨满帽、萨满鼓、萨满铃、萨满腰铃、萨满刀、索绳（子孙绳）等。
　　清宫萨满祭祀的神祗，除了女真传统信仰的天神、地祗、满洲神、爱新觉罗氏先祖，还融入了蒙古神、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帝等汉蒙民族信仰的神。这种多元化的神系，不仅缘于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开放性，还缘于清入关前两位帝王为招抚蒙古族及辽东地区汉人而采取的宗教包容政策。天命、天聪年间（16161635年），努尔哈赤、皇太极多次在辽东地区从事佛教寺庙、道教寺观、娘娘庙、八旗官庙等的重建、维修、敕建，并且汗、贝勒、大臣均预其事。
　　（二）智珠心印――藏传佛教
　　女真人很早就接触了藏传佛教，并且起体现藏传佛教的名字。自努尔哈赤时起，后金（清）为联合蒙古抗御明朝，就对藏传佛教优礼有加。天命六年（1621年）五月，西藏的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自蒙古科尔沁部至后金，受到努尔哈赤的尊敬和供养。囊素喇嘛圆寂之后，努尔哈赤遵其遗嘱在辽阳城敕建宝塔敛藏其舍利。此后，喇嘛接踵而至，加速了藏传佛教在后金的传播。天聪八年（1634年），蒙古墨尔根喇嘛携带察哈尔民众顶礼膜拜的元代所铸玛哈嘎喇佛和《金字写本蒙文大藏经》归附后金。皇太极为笼络蒙古，特地敕建“莲花净土实胜寺”供奉金佛，并亲率诸王贝勒前往礼佛。此外，皇太极还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前来盛京宣讲佛法，请悉不通朝吉儿和毕力免朗苏等高僧选址、设计盛京四塔四寺，祈望自身及国家能够得到佛的庇佑。皇太极尊崇藏传佛教的行为，受到西藏的热忱拥护。在五世达赖喇嘛写给皇太极的信件中，就直接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殊室利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称为“文殊室利”，即文殊菩萨。
　　清入关后，世祖、圣祖、世宗、高宗诸帝均对藏传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以佛教转轮王乃至佛菩萨自居。这其中既有“兴黄教以安蒙古”的政治需要，也有清帝自身的信仰需要。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会盟以后，藏传佛教逐渐成为清帝及皇族的信仰，皇子允礼、允构、允禄皆是佛学渊博的藏传佛教信徒。清高宗弘历还亲受上乐金刚的灌顶，并在北京紫禁城、圆明园修建多处藏传佛教佛堂供奉诸佛、修习密法。乾隆时期宫中反复复制的一幅唐卡中，清高宗弘历在中心作为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上师、显密诸佛、菩萨、罗汉、护法等众神环绕周围。
　　而后宫自崇德时起，就对藏传佛教保持着虔诚的信仰。永福宫庄妃即对藏传佛教信仰颇深。清迁都北京后，她常在所居之慈宁宫区域进行藏传佛教活动，并有自己的专门喇嘛乃宁活佛为她举办各种法事。
　　二、盛京宫殿的宗教印记
　　盛京宫殿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肇建，经过清太宗皇太极拓建宫阙、清高宗弘历增建行宫，终成今日规模。历代帝王的精神世界，透过威严肃穆的皇宫建筑，展示在了世人的眼前。
　　（一）祀神空间
　　相比北京紫禁城的佛堂密布，盛京宫殿的宗教场所可谓隐而不彰。清宫萨满祭祀在清宁宫神堂举行，后妃礼佛则在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的外间或继思斋佛堂。
　　清宁宫坐北朝南，为五间硬山顶前后廊式建筑。其门不在正中，而是开在东次间，室内因之呈一四分隔，最东侧一间为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哲哲寝居之所，另外四间通敞相连，即是清宫举行萨满祭祀的神堂。这种房门偏东而设的形式，俗称“筒子房”或“口袋房”，后金建国之前即已在女真族中普遍流行，其主要用意就是使西侧几间相通，从而有足够的室内空间举行祀神活动。清宁宫神堂至今仍保持着相应的室内设施，门口设俎案，沿俎案南、西、北三面搭设“弯子炕”，西墙正中张挂神幔、安设神位，故西炕成为摆置供品祭具之处，既不住人，也不得随意坐卧踩踏和乱放杂物，以免冒犯神灵。炕间的空地，便是举行萨满家祭时叩拜行礼和萨满舞蹈唱祝的场所。皇太极时期，每逢正月初一等日，清宫都会按照满族萨满教习俗在此举行家祭，门间北侧炕灶的两口大铁锅即为祀神时煮祭肉所用。正对着清宁宫宫门的庭院中，矗立着近4米的神竿――索伦竿，是清宫举行祭天仪式的象征崇拜物。清宫萨满祭祀在入关前已经形成制度，成为宫廷生活的重要部分。清迁都北京以后，世祖福临命将紫禁城坤宁宫照清宁宫规制重加改修，并在坤宁宫前树立索伦竿，以适应宫中经常举行萨满祭祀仪式的需要。直至1925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离开故宫之前，紫禁城内的萨满祭祀始终没有间断过，延续了280年之久，可见清宫对萨满教信仰的重视和坚持。
　　关雎宫等四座崇德后妃的寝宫，样式几乎完全相同，仅以方位及大小区分地位高低。这四位著名的皇妃和皇后一样，都是蒙古人，分别在1625年至1635年之间嫁给清太宗皇太极。在她们寝宫的外间，同清宁宫一样搭设“弯子炕”，在南炕上摆放佛龛和供具，炕前置跪褥。四位皇妃平时即在此礼佛、会客、用餐。
　　盛京宫殿唯一的佛堂在继思斋内。继思斋建于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是清帝东巡在盛京驻跸时，随驾后妃的居所。其平面基本上是正方形，屋顶呈三波浪卷棚式，在盛京宫殿中独树一帜，颇为奇特。内部的分隔也很特殊，是用“井”字形的间壁，平均分成九个小间，以不同的方式连通，形似“迷宫”。斋南正中开门，通过游廊与保极宫北门相连。这种建筑样式，不仅在盛京宫殿是独一无二的，在清代其他皇家宫殿建筑群中也十分罕见。继思斋内九间房中，西侧中间是摆放佛像供案的佛堂。乾隆年间在盛京宫殿修建这样一座带有佛堂的建筑，是与清高宗弘历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紧密相关的。在北京紫禁城，他兴建了雨花阁、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处佛堂。梵华楼兴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最北端，倚北宫墙而立，坐北朝南，面阔七间，进深一间，二层楼，卷棚歇山顶，顶覆黄琉璃瓦，外檐绘苏式彩画。下层明间为门，余六间为支摘槛窗，上层七间均为槛窗。楼内按照藏传佛教显宗、密宗四部供设佛像、唐卡、供器，将显、密两宗集于一体，体现出格鲁派显密双修的修持特色。梵华楼的建筑、陈设形式是清宫廷佛堂的一种重要模式，清宫档案中称之为“六品佛楼”。
　　从外表上看，梵华楼和继思斋均是极为普通的宫殿建筑。与梵华楼相比，继思斋佛堂的陈设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这或许跟它的功能和行宫的临时洼质不无关系。
　　（二）建筑构件
　　仔细观察盛京宫殿的早期建筑，会发现从内到外大量采用了藏传佛教的元素。这点与北京紫禁城的佛堂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紫禁城的佛堂在外观上与宫廷建筑并无二致，但其建筑内外大量采用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建构出佛教殿堂的神圣感。这种相似性，既体现出藏传佛教在清代宫廷的影响，也反映出清宫在定鼎中原后对《周礼》的认同和遵守。虽然同为天子的宫殿，北京紫禁城在明初即依《周礼》建成，并在清代得以延续，乾隆时期兴建佛堂亦将信仰隐于宫廷礼制之中，以平衡天子和信徒两种迥异的身份；盛京宫殿则兴建于东北地区不同文明激荡交融的时期，清宫礼制尚属初创，其设计、建造或有熟悉藏传佛教建筑者参与其间，因而呈现出浓烈的民族风格和宗教色彩。
　　盛京宫殿在建筑构件上所采用的藏传佛教元素，主要表现在须弥座、宝顶、莲花柱础、摩羯、大雀替、木雕装饰等方面。
　　1.须弥座
　　须弥为梵文Sumeru的音译，意为妙高，是传说中的古印度山名，是人类所居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旋转，三界诸天依此层层建立，以须弥名座，取其稳固之意。盛京宫殿大政殿、崇政殿、大清门、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的台基以及崇政殿墀头，均为须弥座形式。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崇政殿四角的墀头，前、左、右三面均用彩色琉璃镶贴，成为上下相连的四个须弥座，以黄、绿、蓝交替作底色和浮雕纹饰色彩，上下枭部位均为莲瓣式，浮雕施于束腰，从下到上依次以麒麟、升龙、宝相花和兽面为主图，再以火焰、瑞草等点缀于旁。这四组琉璃墀头，每组高近3米，色调明朗艳丽，雕塑流畅生动，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这种五彩琉璃墀头，大清门和左、右翊门亦同一做法，只是因建筑等级低于崇政殿，局部图案略有不同。
　　大政殿的八角须弥座式台基高1.5米，上枋、上枭、下枭、下枋及圭角都是素面石，无雕刻，束腰部分用青砖砌筑，四周用与须弥座色泽相同的石材打造成线枋，形成一个狭长的犹如影壁心的墙面，四角镶有石雕卷草纹饰，中心雕有细腻的团龙。
　　崇政殿、大清门和五宫的须弥座式台基，除上下枭、上下枋和角柱用石料，余均以青砖砌筑，且不加莲瓣等雕饰，只做出简练的线脚和曲面，青砖白石相映，显得朴实无华、整洁大方。
　　2.大政殿宝顶
　　大政殿顶最高处形似塔刹的彩色琉璃宝顶，是典型的佛教做法，由相轮、宝瓶、宝珠等佛教圣物组成。相轮是佛塔建筑中，套贯在塔刹刹杆上的环状物，亦称金盘、承露盘等，是敬佛礼佛的标志之一。塔的高低和等级往往用相轮的大小和数目的多寡来表示。魏以后其数逐渐为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之奇数。大政殿宝顶只安装一层黄色琉璃相轮，形状为侈口、圆腹，腹部堆雕蓝色云龙纹饰，其上罩一单层镌莲瓣琉璃盘。再往上，是一件宝瓶，为藏传佛教八瑞相之一，表示如意宝藏取用不尽。宝瓶之上有一颗五彩琉璃火焰珠，光彩照人。火焰宝珠，梵文称真陀摩尼（chintamani），是佛教所谓如意宝。据说，作为转轮王七珍之一，如意宝可以使拥有者实现自己一切利他的愿望。相轮处系有八条铁链，各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蒙古力士站在屋脊上侧身牵引，使八角同归宝顶，象征着“八方归一”。在佛教看来，八方寓意各方，喻示众生向佛、各方归心。
　　大政殿宝顶的造型富丽堂皇，玲珑剔透，直插云天，从宗教意义和艺术创作上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盛京宫殿把佛教艺术样式运用在皇家宫殿建筑上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以佛教造型的庄严神圣，烘托出大政殿威严肃穆的不凡气势，令人仰视、敬畏。
　　5.莲瓣柱础
　　莲瓣柱础是鼓身雕为莲瓣图案的柱础的泛称，多用于佛教建筑。藏传佛教建筑的特别之处，是其柱身基本采用方形，重要显眼部位处如门口、前廊等多使用折角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盛京宫殿早期建筑多采用莲瓣柱础，重要建筑大清门、崇政殿和五宫的檐柱及柱础均采用了方形。依图案造型的不同，莲瓣柱础分为宝装莲花柱础和覆莲柱础两种。
　　宝装莲花柱础是盛京宫殿等级最高的柱础形式，用于崇政殿和清宁宫。柱础覆盆部位高浮雕覆莲，每瓣莲花之上又作浅浮雕隐起两小瓣，莲瓣上刻有如意纹；盆唇部位作高浮雕连珠纹，雕刻精美，极具装饰性。
　　覆莲柱础用于大政殿、大清门、左翊门、右翊门、凤凰楼、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和永福宫。柱础覆盆部位高浮雕覆莲，盆唇部位作高浮雕连珠纹。连珠和覆莲雕琢质朴、简练，体现出明清之际雕刻的艺术风格与特点。
　　4.摩羯
　　大政殿和十王亭屋顶角部檐下挑出的斜椽椽头上，都装有藏传佛教建筑中称为“摩羯”的翼角兽饰件。摩羯，梵文称Makara，是印度吠陀神话中水神和恒河女神的坐骑。作为古印度的神话象征，摩羯是一个杂交动物，长有鳄鱼的前爪、大象的拱嘴或鼻干、野猪的獠牙和耳朵、猴子滴溜乱转的眼睛、孔雀带有漩涡饰的尾翼。作为水的象征，摩羯头常装饰在庙宇屋顶的突出部位作为石刻滴水嘴。
　　与古印度神话中的形象略有不同，大政殿和十王亭的摩羯头长着象的鼻干、野猪的獠牙、鱼鳃和卷须。
　　5.大雀替
　　大清门、崇政殿建筑上采用了藏传佛教建筑大雀替的做法，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做法。檐柱没有直通到顶，而是以雕成“元宝”状的柱头充当坐斗，承托由整木雕凿而成的横木――其作用相当于汉族的雀替。在两个柱上的雀替之间以一个在剖面上尺度略窄于上面挑檐枋的横枋相连，既使雀替得到了固定，又分担了挑檐枋所承受的弯矩。
　　崇政殿的大雀替宽厚，轮廓为波浪曲线形式，立面作细边浅浮雕卷草纹饰，纹饰繁密，中央有狰狞的兽面装饰，表面红地卷草作青绿彩绘。大清门雀替雕刻相对于崇政殿较简单，轮廓曲线为蝉肚形，立面浅浮雕大边，内部作如意头纹饰，疏朗有致，表面红地青绿彩画如意头。
　　6.木雕兽面
　　“兽面”是外来艺术与古典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经常出现在西藏的一些庙宇中，多作牛头或麒麟头像（两只分叉的鹿角）。另外，在西方一些古典建筑高大的柱头上、房檐部和内部的梁架转角处也经常装饰有外形相似的同类雕刻。
　　盛京宫殿的兽面做法来源于藏传佛教建筑，同时被赋予了满族自身的文化内涵。其造型为：环眼圆瞪，宽鼻狮口，头顶一对类似羊角的卷曲犄角，背衬镂空卷云图案，兽头两侧各有一只下垂的入手形雕饰。兽面不起结构作用纯为装饰件，主要用在大政殿、崇政殿、大清门、凤凰楼等早期建筑檐柱柱头，以及崇政殿堂陛柱头和大政殿内金柱柱头。从色彩来看，檐柱柱头的兽面多用蓝色，在藏传佛教中代表忿怒和降服，增加了威严之感。
　　7.木雕叠涩
　　叠涩是用砖、石、木等材料做出层层向外或向内垒砌挑出或收进的形式。多用于砖塔的檐部和塔内藻井，或建筑的台基座。在藏传佛教殿堂门上的横披部分，常见四层雕刻有覆莲、蜂窝枋、假椽头、如意头花牙子构成的木雕叠涩。盛京宫殿大政殿、凤凰楼、崇政殿、大清门均采用了这一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又以崇政殿装饰最多。除檐柱、外金柱顶部至檐椽之间各有一组外，前后隔扇门与横披窗间的“中槛”部位亦各一组，而且每组都是内外侧相同。
　　（三）彩画题材
　　盛京宫殿建筑的彩画题材，应用范围最广的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包括团龙、夔龙、二龙戏珠、团鹤、福禄寿喜、龙凤呈祥、彩凤祥云等。藏传佛教题材主要出现在早期建筑上，有梵文天花、e字符、莲瓣、法轮、金刚、宝珠等。
　　1.梵文天花
　　梵文天花反映出当时清宫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同时增强了建筑室内庄严神圣的气氛。盛京宫殿的梵文天花有三处：大政殿室内“五井”天花、凤凰楼二层室内天花和崇政殿堂陛天花。大政殿室内藻井外环有八个“五井”天花，井心圆光的边线沥粉贴金，内画沥粉贴金莲花，莲瓣青绿相间。八块圆光中各有一不同的红地沥粉片金梵文字，是用兰扎体书写的，表示八方的“种字”。按佛教的解释，此八字分别表示其代表的那一方一切事物的最初起源。凤凰楼二层早期的天花彩画共十八组，每两幅构成一组，中心两组为梵文天花。其圆光由内至外为：金、红、白三色线，蓝绿相间莲瓣、红色花心，红色退晕线，蓝红绿黄四色火焰相间。圆光中绘蓝地片金梵文字。崇政殿堂陛内顶藻井东西两侧，各有两幅梵文天花，圆光较前两处更加繁密，从内到外为：白色边线，祥云圆环，青绿相间莲瓣、红色花心、佛八宝，两圈白线夹青地连珠，蓝红绿三色海水江崖纹相间。圆光中绘红地片金梵文种字。藻井天花的前面，另有四幅天花，圆光中分别绘有红地金刚、宝珠、法轮、方胜等佛前珍宝图案。
　　2.e字符
　　盛京宫殿建筑的飞头彩画多数为绿地黄边黄“e”字。e字符是最古老、最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梵文“e”字之意为“福祉”、“好运”或“繁荣”。在藏传佛教中，e字符基本上象征着四大要素之一“地”及其不可摧毁的稳定性。
　　三、盛京宫殿与清宫的仪式感
　　仪式感是在仪式活动中形成的对空间、结构、色彩、形式、节奏等的感官体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审美等观念对人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具有神圣性和道德性。仪式中的环境要素，譬如盛京宫殿在空间布局和装饰上的礼制秩序和宗教色彩，对仪式感的生成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仪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的集体性，是由若干有着相同情绪体验的人们共同做出的行为。当爱新觉罗家族在清宁宫举行萨满祭祀时，当八旗王公大臣在大政殿、崇政殿等处举行重大典礼时，仪式的内容和它所要传达的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审美等观念，便以最直接的感性方式留在了参与者的情感体验中，于潜移默化中形成清宫世代遵守的传统。随着《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典籍的颁行，仪式程序愈加规范和完备，参与者的仪式感亦更加深刻、持久。
　　以清宁宫萨满祭祀为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谒堂子行礼之后，回清宁宫拜神。此后，清宁宫祭神便成为清宫的重要宗教习俗。清迁都北京以后，坤宁宫“日祭及春秋立杆大祭，一遵清宁宫旧制”。每逢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均钦派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尚书参与祭祀仪式，分食胙肉。届时，“（皇）上面北坐，诸臣各蟒袍补服入。西向神幄行一叩首礼毕，复向（皇）上行一叩首礼，合班席坐，以南为上，盖视御座为尊也。司俎宫捧牢（祭肉）人，各实银盘，膳部大臣捧御用俎盘跪进，以髀体（大腿肉）为贵。司俎宫以臂肩骼（前肢的上部）各盘设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遵国俗也。食毕，赐茶，各行一叩首礼。上还宫，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赐胙肉、打糕、清酒，各携归邸。自乾隆八年（1743年）始，清帝每次东巡驻跸盛京，都会遵旧制在清宁宫“帷幔再张，樽俎重陈”，隆重举行萨满祭祀，《清实录》对此有明确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九月“丁未，上诣清宁宫祭神”，“己酉，上诣清宁宫祭神”；乾隆十九年（1754年）九月“己丑，上诣清宁宫祭神”；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九月“丁亥朔，上诣清宁宫祭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己酉，上诣清宁宫祭神。礼成，赐扈从皇子、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等食胙。”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八月“甲辰，上诣清宁宫祭神。赐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食胙。”嘉庆二十三（1818年）年九月“癸卯，上诣清宁宫祭神。赐皇子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盛京、吉林将军等食胙。”道光九年（1829年）九月“上诣清宁宫祭神。诣介祉宫问皇太后安，进胙。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并盛京、吉林将军食胙。”对于王公宗室在祭祀仪式中“违背满洲旧例”“遗弃旧俗”等失礼行为，清高宗曾于事后在上谕中提出严肃批评，望他们“革除陋习，恪守旧章，以仰荷祖宗眷佑于奕（意指世代）。”祭礼结束之后，三位皇帝均留有诗作，满怀恭敬地记述了祭祀仪式，以及对祖宗家法的追思和继承。清宣宗于道光九年（1829年）所题《清宁宫敬纪》，如今仍悬挂在盛京宫殿清宁宫的东暧阁门额上。诗曰：
　　祀神黄幔仰神龛，万福之原万世覃。
　　义括乾坤咸得一，气周宇宙总函三。
　　葛灯旧式先时制，土壁余风后叶谙。
　　执豕酌匏家法守，昭明在上与天参。
　　通过祭祀中的请神、叩拜、宰牲、献祭、祷祝、乐舞、分胙等宗教仪式，使爱新觉罗家族和满、蒙、汉王公大臣在神秘而合谐的氛围中凝聚为一体，从而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国家认同。
　　四、结语
　　盛京宫殿兴建于满族刚刚崛起之时，在建筑装饰上体现出了粗犷豪放的原始美和神圣崇高的形式美。这种美，不仅是因为盛京宫殿使参与各项仪式的八旗满、蒙、汉王公大臣感官愉悦，更重要的是恰当地表现出了建筑所包涵的伦理的、政治的内容。
　　当清宁宫举行爱新觉罗氏家祭时，八旗诸王、贝勒通过共同的祖先和信仰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成为后金（清）政权的中坚力量。随着蒙古八旗的编制和满蒙联姻政策的确立，蒙古诸部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后金（清）事务中，清宫的萨满祭祀仪式渐渐出现蒙古贵族的身影。与此同时，蒙古族的藏传佛教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和工艺，也在影响着清宫的建筑。当蒙古各部的归附者和西藏的使者走进盛京宫殿，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组充满藏传佛教元素的建筑群，有他们熟悉和热爱的符号、器物、色彩及风格，从宗教情感上对清朝产生了认同感和向心力。
　　清入关以后，自皇室至八旗宫兵之家仍依旧例举行萨满祭祀，为此仿照盛京宫殿清宁宫规制将紫禁城坤宁宫加以改造。这种全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增进了满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康熙以后，四位帝王十次东巡盛京，又将北京紫禁城的礼制思想、清宫的宗教信仰带回了盛京，并通过改建、增建使盛京宫殿展现出现在的面貌。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清室接受了儒学、道教、藏传佛教等文化，并在宫殿建筑和宗教仪式中显示出满族与汉、蒙、藏等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交集，从而使其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增强了清政权的向心力，促进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