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微

　　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微          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微	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微
　　一、哲学的综合与创新
　　二、古今中西之辨
　　三、民主、理性与新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张申府先生旅居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思与文》中对＂民主＂之义也多有阐发。他指出:＂民主有三要点。
　　一、大家的事大家来作。
　　二、根据大家的意思作。
　　三、我做不好,即负责而去,让别人来作,予别人以机会。＂(《思与文》第96页)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根核。他说:＂理性是民主的精神。……什么是理性呢?那就足有五特征:
　　一、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
　　二、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味,或其所关联,所姻缘。
　　三、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
　　四、能分析,能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
　　五、承认有它,作面面观,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思与文》第96—97页)与＂理性＂相反的是非理性,具体表现为＂成见＂、＂偏见＂、＂独断＂、＂武断＂、＂迷信＂、＂盲从＂、＂放纵感情＂、＂任称嗜欲＂、＂意气用事＂、＂过分＂、＂失所＂、＂不当＂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是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
　　依据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的特征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辨析,可以将＂理性＂概括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其核心要素即重事实、明事理、尊重他人。民主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制度化,理性是民主制度的精神,离开了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就是一种空洞的形式。
　　清末民初直到三十年代种种宪政和民主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迟迟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不是没有立法、制度和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鼓吹宪政的人或实践宪政的当权者,缺乏理性的品格。
　　联系这一点,我们感到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与民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张申府先生还谈到理性与人的情欲、生活习惯的关联,理性与理智的区别。
　　认为＂理性＂不是不要情欲,而是以理性来调理情欲,使之适度而有条理。又说,理性既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作为＂世界本原或力量＂的绝对精神,也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先验的＂良知＂,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的习惯＂(《思与文》第97页),此种作为＂生活行动习惯＂的理性,是十分值得发挥显扬的。
　　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源于生活和环境的磨炼。常言道＂经一蹶者长一智＂。
　　他说:＂人的理性,也是由经蹶长出来的。换言之,就是由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生存与生活的需要,给迫出来的。
　　是‘天生’的,也是‘人生’的,可绝不是生来就有的。＂(《思与文》第123页)关于理性与理智之不同,张申府先生说:＂理智是秋水无波的寡妇,理性是饱经世变的哲学家;理智是一种机能,理性则是一种态度、习惯。
　　＂(《思与文》第30页)原文各分句间都是句号,这里根据语义重新标点。这里对＂理智＂与＂理性＂做了两层比较。
　　第一层文学色彩较浓,但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强调＂理智＂是排除主观情感的客观的认知能力,理性则属于基于实践经验和社会磨练积淀而成的人生智慧;第二层意思是说,＂理智＂属于生活的工具与技能,亦即今天所说的工具理性;＂理性＂关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属于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智与理性在思维结构中定位不同,两者是体与用、认知与价值、工具与目的之关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五四时期一再拔高的西方理性传统,张申府先生并不盲目遵从,甚至认为自古希腊阿那柯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笛卡儿、休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