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语言和乡土语言

　　在民俗文化研究中，学者面对的是乡土语言。而学者要用学术语言解释民俗文化，自然会遇到学者语言与乡土语言的冲突。一般说来，学者多数都能注意历史对于现实的参照和借鉴作用，而平头百姓则多数没有那么深重的历史感。对同一件事情，学者的眼光往往要看它的纵深，而普通人的眼光只看到它的平面。如果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不注意这种差别，很有可能就会借助自己的话语权威把学者的观点强加在普通人头上。
　　我的已过世的祖父，在我们故乡的那个小山村，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所看的《封神榜》、《小五义》之类，村里的多数人是不大懂的，至于他自己读起来已经有点吃力的《东周列国志》，恕我不敬，对于我这个历史专业的教师来说，显然是属于小儿科的，但在老爷子那里，这就是了不得的学问了。前些年寒暑假回到故乡，坐在默默的大理河畔，听祖父和村里的七老八少聊天，从周幽王到武则天，把宋朝的事情安排到汉代，一下子又扯到前街后巷的现实之中，我绝不纠正他们在朝代顺序上的失误，也丝毫不因为自己能够说清朝代顺序而轻视他们。因为我深知，对于整天在黄土中劳作的他们来说，三千年以前和三百年以前，甚至和三十年以前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他们的职业（要说种地也算职业的话）决定了他们不必要也不可能把历史弄得清清楚楚，我之所以清楚，并不是我比他们高明多少，而是我的职业缘故。作为教师，写两篇文章，就同他们多从地里收回了两口袋土豆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文章还有点水平，就好像他们的土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属于生活的理性，而不属于思辨的理性。
　　我故乡的亲戚家人，多数是踏踏实实的庄稼人，也有少量在小县城的干部。他们基本上都信神。至于所信的是什么神，那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包括山神、城隍、青龙、土地、河神、菩萨、佛爷、真武道君等等。但他们是很虔诚的。村人告诉我，我爷爷的爷爷就是个画匠，沿着大理河川（无定河的一条支流）上下庙宇的神像，都是他老先生画的，言语里不乏崇敬的口气。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到一个住得很偏僻的亲戚家里去，他们对我这个城里来的亲戚奉若贵宾，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闲谈中对我说，他们村外庙里的神仙非常灵验，劝我去抽个签。虽然我不信神，但却抹不开脸面，生怕冷落了主人的一片盛情，就随着他们去了。路上，我问亲戚是什么神，回答是他也说不清楚，好像是菩萨，或许是龙王，去了就知道了。去了一看，才知道是两座很小的庙连在一起，一座是青龙庙（门楣上有青龙庙的字样，不过因年久模糊，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却供奉着关公的塑像；另一座是菩萨庙，确实供奉着观音。主持是亲戚村里的本家。抽了个签，是上中签，签文是唐诗中的两句（具体是哪两句记不得了）。主持完全按照签文的字面意思给我解释了一通，无非是前程光明、小有磨难之类。我问主持知不知道这签文的来历。他告诉我，这签是上代流传下来的，文革中幸亏藏得严实才保存了下来，可能是上代的某个能人写的罢。在他们看来，签文是一千年前写的还是五十年前写的无关紧要，只要你虔诚，签文就是灵验的。
　　《读书》2000年第7期上释然先生的有一篇文章《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说的是陕西米脂黑龙潭的抽签，以学者的眼光分析了抽签过程及其意义。恰好我的故乡离文中的黑龙潭不算太远，所以对该文所叙有点兴趣。早在80年代，我就听故乡不少人对我说，黑龙潭极为灵验，比白云山的香火还盛（白云山为道观，在佳县，与黑龙潭所在的米脂县相邻，相传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前曾在这里抽了一签），但自己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仔细看了释然先生的文章，从言说、抽签到解签的程序来看，与其他地方的抽签没有多少差异。所不同的地方是黑龙潭的签文和签簿，均采自历史。而其他地方的签文，则经史子集、神话传说都有。每一地的签文，有本于史实的，也有本于文学的或佛教故事的，更多的是混杂的，如以唐诗为主但夹杂有明清诗词，或以《三国》故事为主又夹杂《杨家将》、《说岳》故事的，等等。签文都比较短，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但同一地方的签文字数一般相同。签文常常附隐语式的一首诗或顺口溜。由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不了解签文的本义，甚至连主持人也不清楚，所以就要有签簿作浅显明白的解释。解签者能否知道签文的微言大义是很有点疑问的，所以也就离不开签簿。签文和签簿通常多年流传，主持人并不一定知道其来历，只是把它当作现实教科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