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删诗之争

　　众所周知，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先秦文献并无明确记载，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乃是《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尽管早在唐代就有孔颖达提出怀疑，但是真正将其定为伪说，并在学术界达成所谓共识，则是五四之后的事。那么，司马迁的记载果真有误吗？其实如果我们稍稍翻检一下旧说，就不难发现否定论者在每一方面所作的论证都是很薄弱的。孔子是否有删《诗》之举，这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对全面衡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显然是很不利的。也正基此，笔者认为对于前人在孔子删《诗》说上的争论，我们很有必要作一疏理。通过梳理以弄清争论双方的是非曲直、优劣得失，这对我们进一步摆正对孔子地位的认识，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术态度，无疑都是很有助益的。
　　一、关于古诗三千问题的争论
　　古诗是否如司马迁所说有三千余篇，这是前人对孔子删《诗》所提出的第一个质疑。这一质疑的最早提出者，也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最早对司马迁之说产生怀疑的孔颖达。其《诗谱序》谓之变风变雅正义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共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取《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通观孔颖达这段论述，不难发现它主要包涵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他并不否认孔子删《诗》，另一方面对司马迁三千之说却又充满怀疑。在他看来，今本《诗经》仅三百余篇，假若古诗真有三千之多，则孔子删去的就有2700多首，占全部古诗总量的十分之九。可是通览各种文献典籍所载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不见于今本《诗经》者少，这与司马迁所说的十去其九显然是矛盾的。
　　孔颖达之后对司马迁三千之说提出质疑的学者还有很多，不过依照他们对于孔子删《诗》的不同态度又可把他们的观点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仍像孔颖达一样，只怀疑古诗三千，而并不否定孔子删《诗》，如朱熹说：太史公说古《诗》三千篇，孔子删定三百，怕不曾删得如此多。另外一类，也可以说是其中的大多数，则更进一步把孔子删《诗》也一并否定了。如崔述说：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等等。
　　不过，对于以上各家所提出的质疑，有不少学者并不谓然。如袁长江说：司马迁的三千之数不是实指，应是上千篇或数千篇的同义语，这是太史公的习惯用法。如果翻开《史记》，就会发现作者用三千数千的数目说明之多的例子很多。如《孔子世家》有古诗三千余篇，弟子盖三千焉。《魏公子列传》有食客三千人。《春申君列传》有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吕不韦列传》又云至食客三千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都是数千人。又，刘毓庆也云：三千之数乃是各版本累加的总和，并不是说孔子所见到的诗歌单篇有三千之多。孔氏删《诗》一是去其重，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如此而得者不过三百余篇而已。刘向校书，可为左证。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刘向所校雠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管子书录》）。是十去其八。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孙卿书录》）。是十去其九。以此推之，孔子删诗，十去其九，乃情理中事。彼此比较，不难发现袁、刘二家所作的阐说，皆可化解孔子删《诗》与古诗三千的矛盾。
　　二、关于《诗》三百问题的争论
　　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提到《诗》三百，如《为政》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那么，孔子所称的这个《诗》三百是孔子之前本来就有呢，还是经由孔子删定的呢？这也是有关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双方所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对孔子删《诗》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孔子之时既然已有一个《诗》三百的定本，则《诗经》305篇（一说311篇）显然不是孔子删定的。如叶适说：《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又，傅斯年也云：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词用得这么现成。等等。
　　而对孔子删《诗》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谓：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这不仅不能作为孔子未曾删诗的证据，而且还恰好证明今本《诗经》305篇（一说311篇）就是由孔子亲定的。如徐醒生、张中宇云：在孔子之前，文献并无诗三百之称。如果孔子之前数十年或超过百年就已编定包括雅、风、颂三部分的综合性文献诗集（且不论当时雅、风、颂地位迥异，是否具备编订综合性文献诗集的社会心理条件），完全确定了三百余篇之数及具体篇目，作为一部在当时就有广泛影响、被大量征引的文献，这数十年或百余年间须有其他人提到《诗三百》才合理，必不待孔子第一个说《诗三百》。但《国语》《左传》引诗远超过百例，时间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无一例称诗三百，也无任何其他人提到诗三百。这就足以说明今本三百篇的本子应是由孔子首定的。也正因孔子删定的这三百余篇《诗》传了几代至战国时期才流行于世，为公众所接受，并且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战国以后的著作中才逐渐有了诗三百的记载，如《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礼记礼器》：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前后对照，不难看出徐、张二氏所作的阐析也同样是很有道理的。
　　三、关于季札观乐问题的争论
　　在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季札观乐。据《左传襄二十九年》载：楚使季札到鲁访问，向鲁大夫叔孙穆子提出请观周乐的要求。那么，何以在鲁观乐，观的却是周乐呢？原来鲁国初封之君乃周公之子伯禽，因为周公辅佐成王，功业宏大，所以周天子才特允鲁国也得享有天子之乐。在这次观乐中，鲁国乐工依次给季札演奏了十五《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从其演奏的顺序看，不仅风、雅、颂的排列顺序与今本《诗经》无异，而且十五《国风》的排列顺序与今本《诗经》也十分接近。稍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今本《诗经》中的《齐风》之后依次是《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而季札所观之乐却变成了《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和《曹风》。也正是季札所观之乐与今本《诗经》高度一致，所以才使孔子删《诗》的否定者们更加坚信今本《诗经》决不是由孔子删定的。因为季札观乐时孔子只有8岁，在这样小的年龄他是决不可能删定《诗经》的。如苏天爵说：当季札之聘鲁，请观《周乐》，于时夫子未删《诗》也，自《雅》《颂》之外，其十五《国风》尽歌之，今三百篇及鲁人所存，无加损也，其谓夫子删《诗》，其可信乎？
　　然正如上文争论双方在《诗》三百古诗三千问题上的争论一样，孔子删《诗》的肯定者们也同样以季札观乐为据，证明今本《诗经》实是由孔子删定的。不过，依其立论角度不同，我们也仍可将其分为三类：其一，对于季札观乐这一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如东汉服虔《左传》注说：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而季札观乐前于此事62年，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又，南宋王柏也云：夫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吴季札观乐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岁，雅颂正当庞杂之时，左氏载季札之辞，皆与今《诗》合，止国风微有先后尔。果如季札之所称，正不必夫子之删，己如今日之《诗》矣。甚矣，左氏之诬，其诳我哉！等等。
　　其二，认为季札观乐只是提到了十五《国风》、大小《雅》和《颂》的名称，对于具体篇目和诗歌数量皆无涉及，因此据此并不能断定季札所观之乐与今本《诗经》已无差异。如徐醒生说：无论是季札还是叔孙穆子都没有说诗三百这样的话，可见当时诗并未成一个三百余篇的定本。
　　其三，认为今本《诗经》的最终定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即是季札所观之乐所依托的确实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诗歌传本，那这与孔子删《诗》也是不矛盾的。如张中宇说：季札观乐远不能提供孔子8岁时文学文本《诗三百》编定的证据，充其量只是表明具有某些相似性的音乐文本已形成，这部音乐文本或许为文学文本的编纂提供了启示或借鉴。但一部高标准经典文献诗集的编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胡三林也云：《左传》中所载与今本《诗经》虽大体一致，但仍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十五国国风的前八国之风与今本《诗经》次序一致，而自《豳》风后的七国之风的次序就不一致了。显然，这些变更的部分就有可能是孔子所为。等等。
　　十分明显，以季札观乐为据而否定孔子删《诗》，这一理路也同样是行不通的。
　　四、关于思无邪问题的争论
　　思无邪一语，本来出自《鲁颂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后来才被孔子拿来借以概括今本《诗经》的思想倾向。如上所列，这一概括记录在《论语为政》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是恐怕就连孔子本人也不会想到：就是他说的这个思无邪，若干年后却竟成了后世学者争论他是否删诗的重要凭借。在否定孔子删《诗》的学者看来，既然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篇无邪，篇篇都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可施于礼义合韶武雅颂之音，那么，就必会出现以下两个无法解释的矛盾。第一，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贬斥郑声之淫，如《卫灵公》云：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又《阳货》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都说明孔子对淫乱的郑国之音是十分厌恶的。可是在《诗经》中郑风不仅作为国风之一而被堂而皇之地编了进来，而且在所有十五《国风》中数量还是最多的，高达21篇，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如清人崔述就对此提出疑问说：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尝删也。又，近人傅斯年也云：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等等。
　　第二，既然孔子对于诗歌的评价乃是以无邪为标准，那么今本《诗经》如果真是孔子所删定，则在三《礼》《国语》等先秦古籍中为何会有这样一些逸诗，它们也常常被用在十分隆重、庄严的典礼场合，而孔子在编《诗》时却将它们删去了？这显然也是很难说通的。如郑樵云：《驺虞》《狸首》《采苹》《采蘩》，古之乐节也，日用之间不可阙。今《狸首》亡逸，诗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观《狸首》诗可见矣。又，朱彝尊云：且如行以《肆夏》，趋以《采齐》，乐师所教之乐仪也，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何也？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而孔子于《鹿鸣》则存之，于《新宫》则去之，俾歌有诗而管无诗，又何也？等等。
　　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以思无邪为据所提出的这些质疑，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也同样给予了一一驳斥。首先来看他们对郑声淫问题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依其所持论据不同，也可将其论说分为三类：其一，认为孔子说的思无邪并非指诗歌的思想属性，而是就诗歌的政教目标、教育功能讲的。如朱熹云：《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
　　其二，认为郑声与郑诗是两个概念，郑声淫并不代表郑诗淫。如高拱曰：夫子所谓郑声淫者，以此：诚谓其声调淫靡流荡，能散人心志而使人懈慢，故放之耳。非谓其词语之淫媟也。又，顾起元也云：言郑声淫者，谓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皆淫也。等等。其三，认为孔子讲的郑声淫，乃是就郑国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而言的，它并不代表选入《诗经》的郑国诗歌也是不健康的。有的学者认为《诗经》中的《郑风》也应划为淫诗，那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能说这也是孔子的认识。孔子的很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开明的。如张中宇曰：《诗三百》虽不选淫诗，在当时却大量存在这一类郑、卫之声，这是为何《论语》记载孔子批评郑声淫恶郑声放郑声的原因。孔子所恶是社会上流传的大量露骨的郑声，而非《诗三百》编入的少量符合思无邪标准的郑声。
　　那么，一些常常用于正规、高档的礼义场合的逸诗，孔子不录，对此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又作何解释呢？具体来说，按其立论角度的不同，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其一，认为并非所有的雅正之诗都可进入《诗三百》，孔子编《诗》为了避免重复繁杂，他所选录的诗歌都是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如朱熹《诗集传序》说：去其复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所说显然就是这个意思。其二，认为孔子录诗采用的是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于其人其意了解的则录之，不了解的则去之。如元马端临说：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也正因此，所以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是也。周道挺挺四句逸诗，见于《左传襄五年》君子评楚共王引。显然马端临认为由于孔子对于这首诗的具体语境不够了解，所以才删而去之。其三，认为对于像《狸首》这样用于先王典礼却不见于《诗》三百的现象，东汉的郑玄早就注意到了。如其《周南召南谱》说：射礼：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为节。今无《狸首》，周衰，诸侯并僭而去之，孔子录诗不得也。又，《小雅由庚》《崇丘》与《由仪》注曰：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亦用焉，曰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亦遭世乱而亡之。《燕礼》又有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亦诗篇名也，辞义皆亡。等等。毋庸置言，以上郑玄所有这些论说，可谓都是针对先王典礼用诗却不见于今本《诗》三百的现象所作的专门解释。再明确说，也就是由于不少诗歌在孔子编《诗》之前就已亡佚，所以孔子不录也自是在情理之中的。
　　总观以上各家的论析，除了认为孔子编《诗》善恶兼录的观点，以及孔子所说的郑声仅指音乐的看法不够恰当外，应当说这些肯定论者所作的阐发也同样是可以完全消解孔子删《诗》与思无邪的矛盾的。
　　五、关于孔子删诗权力问题的争论
　　在孔子是否删《诗》的论战中，孔子是否有删诗之权，孔子所删之诗是否有人认同，这也是长期以来争论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首先来看否定论者的观点。如朱彝尊云：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又，今人范军也云：在当时要掌握全国各地那么多诗歌，只有周太师才有条件做到。而孔子当时并不得志，若丧家之犬，他显然难以掌握那么多诗歌；就算能掌握，而且删了诗，能使各国士大夫都相信他，以他的诗歌本子为标准吗？等等。那么，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又怎样看呢？首先，他们认为孔子编《诗》乃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再明确说也即教学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士的崛起造成了春秋时代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孔子删《诗》以培养自己的信徒，可谓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如王先进说：孔子教授学生编纂讲义有删诗的必要。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势不能全部教给学生，必然有所去取，取者编入讲义之中，就是现在诗经中的篇章。去者都是删去的诗，现在多不见了。又，江秀玲、姜修章也云：孔子首倡私学，聚徒教授，有必要对《诗》进行删订编纂，以提高《诗》的文化艺术品位。等等。
　　其次，认为孔子既能正乐，也必能删《诗》。关于孔子正乐的记载，见于《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盖也正因如此，所以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不得已才自卫返鲁，重归故国。这可以说是他人生最低迷的时期。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还勇于正乐，我们又怎能因其地位低下就从而怀疑他是否具有删《诗》的资格和条件呢？仔细品味，不难察知肯定论者的这一反驳也同样是十分有力的。
　　其三，认为《诗》三百之所以能够在后世顺利传播，这与孔子后学的积极传布密切相关。两汉以前尤其如此。这只要浏览一下当时学者对《诗》的赋引就不难得知。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与孔子关系越近的著作，其称引逸诗的比率也越小。如《孟子》称诗31首，其中逸诗只有1首，称引率为3。2。《礼记》称诗83首，其中逸诗只有5首，称引率为6。《荀子》称诗60首，其中逸诗共有7首，称引率为11。7。其他如《吕氏春秋》是4比17，称引率为23。5。《墨子》《韩非子》分别是3比12、1比4，称引率皆为25。《管子》是1比3，称引率为33。3。《战国策》是4比8，称引率为50。《庄子》是1比1，称引率为100。彼此对照，不难看出《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最接近，所以称引逸诗的比率也最低。《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稍远一些，所以所载逸《诗》的比率就稍高一些。《吕氏春秋》《墨子》《韩非子》和《管子》虽然与儒家不是一个学派，但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学说，它们也并不完全反对，因此相对于热衷权诈的《战国策》和崇尚无为的《庄子》来说，它们所称逸诗的比率就也更低一些。尽管这些非儒家的著作，多数由于称诗数量太少，其中也可能带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正如有的肯定论者所说从整体来看与孔子关系越近的著作，其称引逸诗比率就越少，这一总的规律则是基本可信的。
　　第二，孔子后学对于《诗经》各部的称引，其称引范围明显要大于其他学者。众所周知，在孔子删《诗》前时人所称之诗可谓全部都来自那些政治上的显贵地区。如《商颂》乃是商天子用诗，二《雅》《周颂》都是周廷用诗，《鲁颂》采自周公之子伯禽的受封之地，《豳风》采自周王室的发祥地，二《南》采自周公、召公的分陕之地，《曹风》采自文王之子、周武王和周公之弟振铎的受封之地，三《卫》（也即邶鄘卫）采自文王之子、周武王和周公之弟康叔的受封之地，《唐风》采自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受封之地，《王风》采自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之地，《郑风》采自西周中兴之主周宣王的弟弟友的受封之地等等。唯一的例外就是《秦风》，它也在《左传》中被称引了两次。但是由于称引者乃是秦人自己，这足以说明《秦风》在当时也是并不流行的。可是在孔子删《诗》后，一些非显贵地区的诗歌便也出现在了人们的称引中。如《孟子》引《齐风》《魏风》各1次，《荀子》引《齐风》《秦风》各1次，《礼记》引《齐风》《秦风》《魏风》各1次等等。不过，由于这些非显贵地区的诗歌都只出现在儒家的著作里，因此我们也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与孔子后学对于孔子的尊崇密切相联系。
　　也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有不少肯定孔子删《诗》的学者都认为：孔子在当时地位固然不高，但是正是他这个地位不高的士人所编订的《诗经》，最后却取代了其他所有的诗歌文本而成了唯一流传于世的合法文本。孔子本人也伴随着他所编订的经典的日益合法化，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至高至贤的圣人。由此愈见，那些认为孔子没有删《诗》权力的观点，认为他所删定的文本不会被世人认可的观点，与我国先秦文化传播的历史实际是多么的扞格不入。
　　六、关于史书无载问题的争论
　　在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中，还有一个问题争论得也很激烈，那就是今本《诗经》如果真的为孔子所删，那司马迁之前的文献为何只字未提。如崔述说：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又，傅斯年也云：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等等。
　　但是对于这些说法，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也同样未予肯认。如冯良方云：孔子删诗确实为汉人最早提出，但不能因此确证孔子未删诗。因为《史记》所记之事，很多都是先秦典籍所无，不能据此完全以先秦典籍研究证明《史记》所记为非，否则《史记》就不是实录了。司马迁作太史令看到了很多秘笈，非一般人所能见，其孔子删诗之论必有所本。又，韦迪伦也谓：孔子既正乐，也必删诗，并且正乐还必须以删诗为前提。决不会存在时代已衰，人心已衰，而只影响乐而不影响诗的道理。既然诗和乐都坏了，那孔子必然是既正乐也删诗。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那个时代，虽然诗与乐可以分离开来，各自为用，但是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音乐的产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以诗歌为前提。也正鉴此，所以我们认为在诗、乐皆坏的的情况下，孔子要想正乐，必先删诗。否则依据淫邪的诗歌而想制定出雅正的音乐，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彼此比较，不难得知肯定论者在这方面所作的论证也同样是要较否定论者更胜一筹的。
　　余论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在以上六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否定论者所作的阐发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状呢？这一方面固然与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广泛存在于当代学人身上的学术浮躁、一味求新、喜欢炒作的不良习气显然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实事求是地说，孔子到底有没有删《诗》，我们只要将前人的相关论争加以梳理，将他们各自的证据加以对照就不难得知，可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总是喜欢毫不犹豫地站在否定者一方，仿佛只要把传统的观点颠覆了，只要把历史的记载证伪了，就格外让他们快乐似的。不错，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绝大部分论据都是由民国及民国以前的学者提出的，但是尽管如此，在民国及民国以前对于孔子的删《诗》行为进行否定，这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事。像我们今天这样几乎人人都认为孔子不曾删《诗》，坚信《诗经》本来就那么多，这样的情形则是从来都未有过的。诚然，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要走出疑古的时代，要积极证古和释古，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由于这种疑古之风正好满足了当今学者学术浮躁、一味求新、喜欢炒作的心理，所以要想真正将这一良好的夙愿完全变为现实，恐怕还是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