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民工下岗工人的阶级关系

　　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是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如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体来获得自己的道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不相信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是个经济上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个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群众指的是被资本力量‘无产阶级化’的大众，《帝国》一书用斯宾诺莎的multido来指这种被全球资本剥光的主体集合，华勒斯坦的‘半无产阶级’是指民工这样的被资本力量搞得流离失所，但仍有个家、一小块地来补贴其最低工资，为国家资本和其余的总是与国家勾结的资本挣出更多剩余价值的中国农民们？ ）的自发和觉悟，总是象传销一样地下基层去启发、发动群众，这是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导’论。从发动、引导到领导，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驾到了革命群众头上，甚至凌驾到了马克思主义头上，要硬做了：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壮大，等着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过公投或议会选举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生产手段国家化。资产主义是自己的灭亡的推进器，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越瓜熟蒂落，马克思象小学老师一样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培养对象：英国、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后来俄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们觉得自己是冒进了一步，还在等着德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英文《马恩选集》，纽约，1978，45－145页；恩格斯到1880年还在用他强加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预测无产阶级革命的收获季节〖《社会主义：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纽约，1959年，88－9页〗：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级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过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道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