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问：中国历史上卫生与防疫的观念发生过哪些演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认为，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在中国是晚清时从西方（包括日本）逐渐引入并推行的。在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相应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检疫制度呢？
　　答：他说的有一定道理。首先，中国古代并非完全没有强制性防疫手段，比如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关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就是强制性的。话说回来，这跟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完全是两回事。古代隔离制度是为政府服务的，关心的是刑徒的健康，因为刑徒是国家的劳动力。这种隔离，并非针对全社会。
　　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卫生这个词，在《庄子》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古代，卫生仅指卫护生命，是个人的私务。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强制性。
　　强制性来自于国家，这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结果，在西方出现也比较晚。在黑死病以后，西方才逐渐确立了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后来的西学东渐，逐渐影响到了中国建立公共卫生体系。这个时间跨度很大，已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标志性事件就是1910年和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
　　伍连德的临时实验室。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的这间陋屋，见证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伍连德奉清政府命令去东北防治鼠疫，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卫生体系。即便如此，伍连德当时仍然遭到了东北地方士绅的强烈抨击，称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为何如此？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健康视为个人私务。对于突然由国家来进行管制，因为别人得病而强制我，很多民众都不予理解。所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公共卫生体系是可以不讲理的。因为，公共卫生体系是人类在付出大量生命代价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首先体现在强制性上。强制性是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比如说隔离就具有强制性，海关、港口的强制免疫具有强制性，疫苗本身也具有强制性。
　　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在瘟疫后焚烧尸体也带有强制性。中国古人最讲求孝道，人死后要入土为安。比如吴又可在防治大瘟疫的过程中要求焚烧尸体，伍连德防治东北大鼠疫焚烧了几千具尸体，可以说举国震惊，这些面临着新旧文化的冲突问题，也带有强制性。在疫情期间，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人权等需要让渡一部分出来，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问：但有记载显示，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提到过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答：战国时期的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这是当时政府内部出于对劳动力维护的角度所采取的措施，是政府对刑徒、士兵等群体重视的体现，并不针对全民。它的存在，只能证明中国古代有针对传染病的统计、汇总、上报等制度。但它并不具备公共卫生体系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指向全民利益。
　　秦简《封诊式》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秦简《封诊式》。《封诊式》共98简，简长25。4厘米，宽0。5厘米。简文分25节，总计3000余字。书中大部分内容均以案例为主，以文书格式出现，具体有审讯、犯人、抓捕、自首、惩办、勘验等方面内容。）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基本没有相应的公共医疗监测体系，没有主动报告的制度，更不要说主动报告汇总，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这套体系，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在遭遇瘟疫后，主要是事后报告制和紧急救援制。控制不住时，紧急向中央求援，由中央派医生携带药材前去治疗；瘟疫往往伴随着饥荒，因此还需要拨粮、拨钱等。
　　采访者：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