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百炼成真（侄子也出来站台）
宋真宗咸平元年,赵恒对钱若水等修撰的他爹一朝的《太宗实录》非常周到全面很是满意,因此接着命令钱若水等继续重修他大伯一朝的《太祖实录》。钱若水最初坚决不想接这活,在真宗的劝说之下才无奈地答应了(上日:＂卿新修《太宗实录》,甚为周备。太祖事多漏略,故再命卿毋多让也。
也许对宋太宗的生平行
事在《太宗实录》中已经盖棺论定,这次对《太祖实录》的重新修撰速度很快,到第二年999)六月全部完成重修《太祖实录
>五十卷。宋真宗赵恒对这次修撰的成果似乎还算满意，＂上览之称善＂并对编写人员加官封邑,大加表彰。不过，其中主事者之一的李沆对真宗的奖赏不大感冒,坚决恳辞,真宗没有办法，最后诏许之(沆独肯辞,诏许之。史书记载钱若水、李沆都是耿直之人,从钱若水不愿意揽这活儿到李抗功成之后坚决不受赏赐来看,很可能是不愿意睁眼说瞎话,或者违心说了也内心实在有愧。
《新录》编纂过程中虽有间歇,人员虽有更换,但一定贯穿了
真宗他爹赵光义的意图。所以修成的《新录》比《旧录》详细了不少(凡得姓、受训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即使对陈桥兵变(得姓、受禅)内容记录详细了不少,可能在关键组上仍未能达到真宗理想的程度,所以真宗认为还不够全面。于是,到大样符九年(1016)的时候,以＂还有该记的没有记＂(事有未备)的理由,再次进行了增修,这就是后人所谓的(新录)(新录》、《旧录》今天我们都见不到,李焘见到了,并记载了＂二录＂陈桥兵变关键场景记载中的差异,但他还是采用了《新录》。
宋人不敢明说,但元人敢。元代的袁桷在编修《宋史》搜求文献之时的《条列事状》中就很明确地指出: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傧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傧所著(建隆遗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
这段文字也明确地指出了《新录》、《旧录》
在陈桥兵变一事记载中的差异，《新录》增加了太宗叩马进谏一事,从而凸显了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重要意义。陈桥兵变不同于以前的兵变之处就在于兵变中没有放任士兵抢杀掳掠,这一点也被后人津津乐道。赵光义把这件事情的肇端加冕在自己头上,无疑证明他本人在陈桥兵变中功劳是大大的。改朝换代之后的元人编修《宋史》时,没有这种忌讳,就删去了赵光义叩马进谏的情节。
颇有意味的是,宋真宗时重修《太祖实录》成员之一的王禹偁没有深刻领会到领导的意图,或者仍欲坚守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结果被贬黄州(威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谪知黄州。不过王禹偁后来编纂了一部《建隆遗事》,记载自然与《实录》
有所不同。按照王禹偁的记载,陈桥兵变发生之时,赵光义根本就没有随从大军,而是在开封留守,正陪着他的母亲杜氏呢(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日:＂点检已作天子归矣!＂
假如这段记载是真实的,那赵光义不但没有叩马进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
谏的机会,就连随从大军离开京都的事情都没发生过,那对陈桥兵变、大宋建国根本就没有多少贡献。退而求之,即使赵光义的确参与了陈桥兵变，其作用也可能绝对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记载的那么大。
陈桥兵变是赵光义与赵普二人定夺的,这里面一定也有不少添油加醋的夸张成分。
不管如何,赵光义的目的就是提高他在陈桥兵变大宋建国中的地位把他塑造成主要策划者,重要措施出台都与他密切关联,以此烘托他的高大形象,也由此证明他继承皇位的合理性(其实很可疑,后面还要详细讲
解)。为此,史官逢迎圣意，＂别加缀辑＂,粉饰、掩盖,大动手脚
。经过太宗真宗父子两代的不懈努力,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成为陈桥兵变成功的重要功臣。
如果从赵光义的角度重新叙述陈桥兵变中的关键场景,赵光义当如是说:正月初三,我以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的身份,跟随我哥北上抗击外敌人侵。大军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当天傍晚在陈桥驿驻扎。都押衙李处耘忽然跑到我这里,说军中将领＂刚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先立我哥做天子,再北征也不迟。我一听,意识到问题重大,立刻与李处耘去见掌书记赵普,事情还没说清楚,众将纷纷而人。我和赵普好说歹说,＂我大哥那么忠心耿耿的人,这样做不会宽宥你们的＂。有几个人离开了,但不一会儿,他们又集合起来,带着兵器,说什么事已如此,我们岂能坐以待毙。我看到事情不能阻止,就和赵普一起大声叱呵他们,策立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好好策划一下,如此狂妄放肆。不过,我和赵普见事已至此,就和他们约定严禁借此掳掠,众将允诺,然后在我哥帐外等候。天亮的时候,我和赵普进帐告诉我哥昨夜发生的事情,众将已在外高呼:策立点检做天子。在众将拥逼之下,我哥上马回师京都。这个时候,我跑上前去,拦住他的坐骑，说一定先要下令禁止抢杀掳掠,必须地,我哥因此约法。就这样,大军纪律严明地回到京都,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地改朝换代。整个过程,赵普是最清楚的,不信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