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史明代的文化专制一取士与文化专制之科场案一

　　科举既然成了明朝选官正途，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便日渐重要。每三年一行的乡试、会试，可以招揽人才，补充官缺，更可以将文人士大夫们置于科举的追求之中，逐渐形成一种模式化的文化方式：读书只为了做官。因此只读做官考试必读之书。这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当然是十分有利的。正因为如此，科举实际也成了皇权的标志。科举取士成为君主专制的必要手段，同时君主专制也最大限度上控制着科举考试。发生于明代的大大小小的科场案，则是这种君主专制在科举中的具体表现。
　　见于记载的明朝最早的科场案发生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
　　三十年丁丑会试，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吉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试，赐闽县陈安阝为首，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次之。时大江以北无登第者。下第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长者第之。于是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揖及、昌隆、谔人各阅十卷。或言刘、白嘱信等以陋卷进呈。上益怒，亲赐策问，擢韩克忠、王恕、焦胜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韩克忠为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为编修，第三人焦胜为行人司副，进士陈性善为行人，陈诚为检讨。（《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
　　此事史称南北榜，又作春夏榜。考官白信蹈、张信等被磔杀，刘三吾以老戍边，陈安阝、刘谔安置边地，后取回为司宾司仪暑丞，复被杀。唯赦戴彝、尹昌隆。初榜所取宋琮授官御史，后以检讨掌助教致仕。其中被杀之侍读张信，定海人，为前科二十七年甲戌科状元，曾因教韩王写杜诗含讥刺及策稿削御制二语获罪，此次再因考试之案并罪，乃遭磔杀之祸。
　　若就此科取录本身而言，考官与太祖都没有错。史称考官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明史刘三吾传》）。
　　刘在科举考试中偏私舞弊似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刘三吾等人专以文辞取人，当时江南文化教育，较之北方发达，士子多擅文章，故试卷明显优于北人。但北人爽直，处事有气度，又往往优于南士。在太祖看来，应当南北兼用，而三吾等未能理解其用心，一味重文辞，且未能依旨更张，终至引发了太祖的疑忌之心。
　　对于此案的内幕，明人亦另有一说：
　　洪武三十年，礼部会试贡士，考官刘三吾等出题，内有讥讽朝廷及凶恶字，并考试有不公，御史劾奏，治以重罪。（《明英宗实录》景泰七年八月）又说：
　　刘三吾
　　黄章与侍读张信十余人，翻阅学士刘三吾主考会试落第卷，以不用心批点，且所进卷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等语坐罪，置于法。
　　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两句试卷中语的讥讽朝廷及凶恶字之处。或许这只是当时为治考官罪而找寻的一些理由而已。
　　太祖对于此案的处理是极为严厉的，这也反映出他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太祖是要将此纳入到君主专制的轨道之中，因此也就不准许其中稍有偏忤之处。他在处理此案时那种尽取北士、滥杀考官的做法，目的便是为了大树其淫威，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像洪武朝那样的政治气氛下，应该是科场案最易发生的时期。然而终洪武之世，仅见此南北榜一案。究其原因，一是在于洪武朝科举时间不长，自十八年（1385年）重开科举，至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凡会试五次；二是由于当时吏治甚严，人多畏罪，而不敢有逾定制。丁丑科以后不久，太祖即病逝。建文帝即位后，政尚宽仁，文人士大夫们似可松一口气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成祖夺位，又将明朝的政治重新纳入了太祖定制的轨道。
　　素材来源：《明代文化史》作者：商传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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