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白蛇》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白蛇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孙丽坤
　　孙丽坤本是个被优化的女人，她曾经是那样的优雅与美丽，舞蹈带给她骄傲与自尊。孙丽坤的人身价值体现于她自己舞蹈家身份的认同上，她自身与艺术已经融为一体，艺术带给了孙丽坤作为人所渴望的一切，美丽、荣誉、尊重等等。
　　“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她曾经的美慢慢退化与磨灭了。支撑尊严的主体一旦丧失，她的女性主体性意识也就逐渐被磨灭与粉碎。当建筑工们们发现孙丽坤“原来不是个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于是开始了对孙丽坤《白蛇》同性恋情感背后的真实的戏弄与挑逗，进一步导致了她的沉沦。“1970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两年牢监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谓。”孙丽坤的自尊与骄傲，在历史的污浊中，遭到群体式迫害，最终被人性的丑陋毁灭。
　　徐群珊
　　徐群珊化名徐群山，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她努力追求着对自身形象多元化选择的自由，向传统的性别规范进行着挑战。她对自己的性别偏离是恐惧的，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和胆怯。而且，不仅对自身的挑战持怀疑态度，她对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认同的，她一直被灌输着“‘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的思想。所以，她的反抗是有限的。在“文革”这个极致的环境中，她通过对惯例的否定来追求一种极致化的情感，这本身就导致了情感的边缘性，从而也使得这种情感缺乏持久性。
　　超越于历史与神话之上的人性张力
　　《白蛇》实为女儿身的假小子徐群珊作为一个游走于男性与女性世界之间的“酷儿”登场的。徐群珊是一个生活在寻常女孩世界之外的女孩，她从小酷爱穿哥哥们穿剩的衣服，酷爱剪短发，她轻蔑女孩的肤浅又鄙夷男孩的粗俗，可以说酷儿特质是她尚未成熟的身体里沉睡的一粒种子。在12岁时看过六遍舞剧《白蛇传》之后，少年徐群珊对饰演白娘子的孙丽坤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迷恋，最终成为她终生的追随者。徐群珊对孙丽坤的这种迷恋，始于对女性身体之美的倾慕与渴望，在日记中，她袒露了自己稚拙的心声：“‘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她甚至渴望能够用手去触碰孙丽坤那雕塑般隆起的美丽胸部，而这种渴慕又是与对自己身体的自卑相伴而生的，她曾反复自问是否能够成长为像孙丽坤那样妖娆美丽的女人：“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徐群珊因为像男生一样短的头发而被孙丽坤误认成了“男娃娃”，可以说，正是孙丽坤如蛇的身姿催开了徐群珊心底“酷儿”（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特质的种子，在前者的妖娆美丽与自我的平凡无奇的对比中，徐群珊对性别身份的自我质疑开始生根发芽，而这种质疑与对孙丽坤的暧昧情愫两相牵绊，共同滋长。
　　徐群珊性别意识的脱轨与历史车轮的脱轨几乎同步行进，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这种与常规性别规范相违背的认知，被独特的下乡经历再次塑造：因为短短的头发与身穿哥哥的大号毛料子军装，而在熟人眼中被看成是一个“假小子”，使得她能够在乡下拥有一个“不男不女”的身份，从而保全自身的“安全”与“尊严”；而第一次被火车上的陌生人叫作“大兄弟”时，她突然间意识到这声“大兄弟”为她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大门，而这扇门是通向无限的可能性的：“‘我’能否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这种超然于两性特征之上的思考，使得徐群珊的酷儿特质最终绽放出灿烂的花朵，如果说之前的徐群珊的生命中或明或暗的闪耀着酷儿精神的光华，那么这之后的徐群珊真正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写的“酷儿”。最终，徐群珊以这样的姿态与身份出现于被囚禁的孙丽坤的世界中：她（或者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由于军装的大和身体的小而显出一股独特的倜傥。在旁观者和孙丽坤眼中，徐群珊被戏称为“毛料子男青年”，而她在简洁的自我介绍中不仅为了伪饰自己的真名，更是郑重地重构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
　　在为完成对孙丽坤的援救中，她褪去了代表女性特质的“群珊”，而将颇能代表男性巍峨力量的“群山”附于自己的姓名符码之上，试图以一个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既温柔又刚毅的酷儿身份降临，解救孙丽坤走出实体的囚室和心灵的绝望。
　　从台上到台下的酷儿重生路：徐群珊的酷儿特质产生于儿时的性别迷宫，舞蹈家孙丽坤的酷儿特质则萌芽于《白蛇传》的艺术世界，并在徐群珊的影响下波及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在艺术世界中，孙丽坤以酷儿精神打破了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结构，对非异性之爱做了精神上的探索。作为风靡一时的舞剧《白蛇传》的编演者，传统民间传说中白蛇与许仙动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成为孙丽坤在舞台上艺术表现的主线，在《白蛇传》中，青蛇爱恋白蛇，欲与白蛇成亲，而白蛇却提出了比武的要求，如果青蛇获胜，白蛇与之为妻，反之则青蛇变为女子做白蛇的侍女，青蛇应允比武的要求，却在比武中不敌白蛇，最终按约定化为侍女，侍奉和陪伴了白蛇终生。在孙丽坤的编演中，可以发现，传统爱情故事言说的还是爱情的主题，只是月老红线两端的人发生了令人咋舌的变换白蛇与青蛇原本的姐妹情谊在聚光灯下笼罩了爱情的光环，民间千百年来流传的温柔儒雅的许仙形象反而成为了多余的“第三者”，传统许仙形象中固有的救小白蛇一命的救世主精神也统统消失不见了。可以说，“白蛇”在孙丽坤的艺术世界中，恋爱中的男性形象是缺席的，而由“女性”代偿。
　　孙丽坤所建构的青蛇形象，开始是以男性代词“他”来指称的，而后青蛇战败才变成了女性代词“她”，由男性变为了女性，陪伴白蛇终生，可见在孙丽坤的世界中，性别规范与性规范都是异乎寻常而不“规范”的，这正是她的酷儿特质在艺术世界中的隐蔽体现。
　　孙丽坤的艺术世界与她的现实人生是紧密相连的。在生活中她与蛇关系密切，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她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而在此基础上所独创的蛇步舞蹈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在外形上她的身材与蛇类颇为相似，有长蛇般的纤细脖颈，水蛇一般的曼妙腰肢，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而是像蛇一样随着心思游动；在命运上她与蛇休戚与共，由众生追捧的善良多情的蛇妖白娘子一夕沦落为万人唾弃的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成也白蛇，败也白蛇。可以说，孙丽坤就是白蛇，白蛇就是孙丽坤，现实中的孙丽坤的传奇人生与舞蹈故事中白蛇的爱情故事也是合二为一的，而这种契合开始于孙丽坤和徐群珊眼神的交汇：“青年（徐群珊）这天和孙丽坤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她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
　　事实上，徐群珊以女扮男装、性别不明的酷儿形象代替了“许仙”成为了孙丽坤恋爱的对象，而在对徐群“山”爱情力量的支撑下，落魄舞者于消极懈怠和自暴自弃的精神泥淖中得以翩然脱身，重拾美丽与希望，而徐群珊的这种拯救使得孙丽坤在获得“重生”的躯体中注入了异乎寻常性规范的酷儿特质，由艺术世界的酷儿构想真正走向了酷儿人生。
　　在小说《白蛇》中，“爱情”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性别桎梏之内的男女游戏，而是因酷儿因素的介入升华为普遍人性之中对于爱与美的共同追求。然而，《白蛇》中的两个酷儿主角经历了性别身份的怀疑与探寻，同性之间的亲近与受挫之后，结尾仿佛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者让她们各自选择了与平庸至极的正常男性结婚，恢复到正常轨道，回归到主流所能接纳的异性恋当中，并最终以一场并非本愿而显得笨手笨脚的婚礼和一座充满多重指涉意味的玉雕隐喻般的结束了这个偏执的故事：“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孙丽坤）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决非存心。”
　　作者有意或无意间构建起的两个曾经于性别规范与性规范的潮水中舞蹈的酷儿弄潮儿形象，因这“回归”而定格于“曾经”的过去时态，酷儿爱情戛然而止，而使得《白蛇》成为一次“非典型性”的酷儿书写。在孙丽坤最辉煌的日子里，她曾生活在众多男性的追求中，然而那些男性所爱的只是她身上所呈现的世俗标准本身：“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的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
　　当孙丽坤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而失去了外在拥有的一切美丽的资本时，过去那些男人的“爱”也随之无影无踪了，甚至对她加以迫害。在孙丽坤落魄之后，居住在孙丽坤囚室烂场院中的建筑工人，以一种近似动物的欲望对孙丽坤调戏、偷窥，甚至愚弄的。总之，她们逃离之前的男性世界几乎成为了禽兽、虚情假意甚至无情无义的代名词。当徐群珊变成了“珊珊”，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的身上，她不再是个造作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当孙丽坤变成了“孙姐”，在平反后有了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将为人妻的珊珊和同样将为人妻的孙姐都努力挣扎着回到男性的怀抱：珊珊丈夫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珊珊天性中的钟情仿佛可以被这样教科书般的男人纠正；孙姐丈夫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并不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总之，她们回归之后的男性世界，虽然是安定的、安全的，却是麻木的、冷淡的，缺少二者一直苦苦追寻的生命中的美好，甚至可以说是无爱的精神荒原。可见，由酷儿世界向主流性别规范以及性规范的回归并不能带给曾经的酷儿真正的幸福。
　　严歌苓在《白蛇》中展现出了女性主义者作为弱者和边缘人的生存景观，说明她们是男性世界的受害者与反抗者。孙丽坤的美与自尊在社会中逐渐被毁灭，是徐群珊给予的爱拯救了她。但是这种拯救只能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效，当社会逐渐恢复正常，这种拯救在社会规范与伦理制约面前顿时丧失了它的力量。他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这些个体只有通过选择来确认自身，同时获得他们所依赖的精神家园。然而同性恋者最终放弃“畸爱”，被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收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