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源诸诠集都序》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又名《禅那理行诸诠集》。佛学著作。四卷。唐宗密撰。确切成书年代不详，但可以确定是宗密晚年作品，约著于唐太和三年（829年）至太和五年（831年）间。
　　宗密，俗姓何，世称圭峰禅师。生于唐建中元年（780年），卒于唐会昌元年（841年）。果州西充（今四川成都东）人。青少年时期熟读儒书。偶然遇道圆禅师（神会三传弟子），产生出家念头。二十七岁入佛门，次年受具足戒，后成为荷泽神会系的四传弟子。又遇华严宗四祖澄观，从学多年，后成为华严宗五祖，并退居终南山（今西安市南）智炬寺。四十九岁唐文宗诏他入京，讲经说法，深得赏识，赠以“大德”称号。宗密一生著作甚多，共有二百多卷，其中主要是对《圆觉经》的注释。如《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钞》十三卷，等等。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禅源诸诠集都序》和《华严原人论》。
　　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经常互相攻击。到了唐代后期，禅宗取得优势，但佛教内部又自相攻击。据传统看法，宗密为了息灭佛家自相攻击，削弱自宗力量，便把禅家的著作汇集为一藏，共一百卷（已佚），宗密为此集写了长达四卷的序文，即《禅源诸诠集都序》，企图把禅、教（指天台、唯识、三论、华严诸宗）统一起来，即“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
　　因此，《禅源诸诠集都序》的重要内容是调和禅、教两家的说法。宗密以十种理由论证禅、教本应互补，并无矛盾。第一，“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故”。宗密说，教是佛语，禅是佛意，语、意不可能不一致。第二，“禅有诸宗，互相违反故”。据宗密说，禅家大小派别几乎近百家，其中势力较大，理论上有重大区别的有十家。佛教内部理论上有重大区别是不行的，需要统一，这就需要用教家的佛经来验证。第三，习禅有高低之分，怎样算高，怎样算低，需要佛经为准绳，这又不可缺少教家。第四，佛讲法时，依听众不同而变化内容，有时讲得深，有时讲得浅，有时讲得明确，有时讲得含蓄。要准确了解佛意，仅依语言文字不行，这就用得着禅家那一套了。第五，“量有三种，勘契须同故”。对于真理（佛教真理）的验证，必须用三种“量”，即现量（感觉）、比量（推理）、佛言量（佛经中的文字）。教家但以佛言量，禅家但以现、比二量。这是不行的，应当三量具备。这样，教、禅都不可偏废。第六，“疑有多般，须具通决故”。到宗密时，禅宗已取得优势，于是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向禅僧提出佛教方面的问题。禅僧都是信口而答，并不依经，问难者认为，“经是佛语，禅是僧言”。禅僧的话并不能使人们全相信。宗密认为，回答问题必须以经文为根据，因此教家的佛经是不能废弃的。第七，在宗密看来，宇宙的一切无非“法”、“义”。“法”是众生心，“义”是体（事物的本体）、相（事物的相状）和用（事物的作用）。“法”产生“义”，这两者是不同的。禅家执“法”，认为“法”即宇宙一切；教家执“义”，认为“义”即宇宙一切。宗密认为应把“法”、“义”统一起来，这才不会有所偏。第八，“心通性相，名同义别”。关于“心”，宗密把它分为四种：（一）肉团心（五脏之一）；（二）缘虑心（能觉知思考）；（三）集起心（集积种子，生起现行）；（四）真实心（佛家主观捏造出来的、只在观念上才有的心）。前三是“相”，后一是“性”。“性”产生“相”。禅家只知“性”；教家只知“相”，各有所偏，应全面理解。第九，关于修行次第，宗密那时有六种主张：（一）渐修顿悟；（二）顿悟渐修；（三）顿修渐悟；（四）渐修渐悟；（五）顿修顿悟；（六）法无顿渐，顿渐在机。禅家多生顿，教家主渐。宗密主张第六种，认为法本身并无顿渐，人根有利钝，故有快有慢，因此，顿渐并不矛盾，不必互相攻击。第十，禅家尚简，以为成佛很容易，便不重修习，甚至破坏戒律。教家尚繁，以为成佛很难，忘记自身原有的本觉真性，一味执著名相而不能自拔。宗密说过简、过繁都不能成佛。他主张执中，主张因病施药。
　　《禅源诸诠集都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按传统说法，是把华严宗与荷泽禅说成为佛教的最高教派。首先，他把将识破境教（指唯识宗）与息妄修心宗（指神秀一系的北宗）相配，指出它们的缺点，认为它们水平最低。其次，把密意破相显性教（指三论宗）与泯绝无寄宗（指牛头宗）相配，认为它们也有缺点，水平适中。最后，把显示真心即性教（指华严宗）与直显心性宗（荷泽宗）相配，认为它们是佛教的最高阶段。宗密主张禅教一致、禅教统一，其实就是要佛教各宗派都统一在华严与荷泽门下。《禅源诸诠集都序》还详细分析了空宗与有宗的区别、性宗与相宗的区别。
　　此《序》写成后，自裴休以后一千多年，都认为宗密写此《序》的目的是为了会通禅教。近世有人认为，由于宗密其时禅宗过于放逸，宗密写此《序》是为了用佛经来约束禅宗。
　　此《序》宋代即有刻本，明代即入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金陵刻经处雕刻流传。一九三九年，日本学者将其译成日文，并做了注释。